徐小傑:“絲綢之路”戰略構想的特征研究(5)

四、外部性分析

 “絲綢之路”戰略構想對內是國家的新戰略(盡管仍處於構想階段),對外是我國向“絲綢之路”沿路國家提出的合作倡議,類似韓國提出的“歐亞倡議”。(15)這一戰略構想是對國內既有合作戰略的升級,雖然不同於西方主導的合作秩序的模式,但是不排斥沿路國家和地區既有的合作戰略和倡議,也不可能取代現有的合作秩序。隨著這一戰略構想在國內的推進和這一倡議在國際層面的推展,“絲綢之路”面臨著覆雜的外部性,具有如下三個方面的特征:


(一)積極的外部性

 在中亞地區,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對我國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表示出較大的熱情。因為這些國家自身也有類似的倡議,多年來一直圍繞“亞歐大陸橋”積極推進“絲綢之路”項目下的互聯互通、多層次和多領域的跨區域經貿合作。2014年6月,阿富汗總統卡爾紮伊在訪華期間對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明確予以支持。(16)在西亞,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基本呼應“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倡議,伊朗專家也予以認同。(17)在東南亞和南亞地區,多數國家希望與中國逐步提升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在內的雙邊和多邊區域合作層次。近幾年來,我國與巴基斯坦的基礎設施建設合作穩步推進;(18)在東亞地區,韓國提出的“歐亞倡議”的時間和內容與中方的“絲綢之路”戰略十分接近,並希望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目前德國和法國等歐洲國家出於其現實需求,基本呼應和支持“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

 上述情形說明,“絲綢之路”倡議在我國的西部周邊國家和地區具有積極的外部性。這些周邊國家和地區與我國具有相似的發展訴求,多數願意與我國共同推進“絲綢之路”倡議,落實“五通”,逐步建立健全系列合作協議和雙/多邊合作機制,逐步提升合作層次、水平和能力。


 (二)不確定的外部性

 “絲綢之路”戰略構想難免與既有的合作戰略和倡議出現重疊和交叉。我國的跨國投資合作已成功進入中亞和俄羅斯地區,並在能源等領域取得了較大發展,今後將在新戰略構想下在“原蘇聯空間”(即獨聯體範圍)逐步擴展。然而,早在2011年10月普京就提出“歐亞聯盟”構想,意圖是在獨聯體範圍內建立類似歐盟的聯合體。這個“歐亞聯盟”既有經濟內容,更有政治內涵,目的是提升這個超國家聯盟自身的作用,以便與北美自由貿易區、歐盟和亞太經濟體形成談判實力。2014年6月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簽署了建立“歐亞經濟聯盟(EEU)”的協議,這是三個國家易於接受的趨勢。(19)今後隨著這一聯盟的繼續發展,將與“絲綢之路”倡議出現交叉。雖然目前俄羅斯不反對“絲綢之路”倡議和韓國的“歐亞倡議”,也不阻擋中國在中亞地區的合作進程,而且烏克蘭危機後,俄羅斯更加強化了與中國的合作,並希望參與連接朝鮮半島與歐亞大陸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有關投資合作,(20)但是,俄羅斯封閉式的“歐亞聯盟”思維與中國開放式的合作思維間的戰略差異依然存在,可能給未來帶來諸多不確定性。

 (三)潛在的沖突

 “絲綢之路”戰略構想與西方的陸海權理論存在理論差異、文化差異和發展秩序上的潛在沖突。即使在“絲綢之路”這一看似相同的語義下,我國與美國雙方的學者也具有不同的認知。霍普金斯大學中亞高加索研究所與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發布的2005年報告,提出了美國版的“現代絲綢之路”。這是一個完全覆蓋歐亞空間的跨地區貿易網絡。美國智庫打造這一貿易網絡的目的是確保美國在歐亞地區的政治經濟存在,包括鞏固在阿富汗的反恐成果,實現美國的亞洲戰略目標。(21)報告主持人斯塔爾(Frederick Starr)最初認為,他們的“現代絲綢之路”是開放的,可容納印度、中國、日本、韓國和土耳其的參與。(22)但是,其理論基礎是與“絲綢之路”沒有任何傳承關系的“海權勢力”論,是為美國介入歐亞“心臟地帶”,維護其戰略存在服務的。(23)2011年7月,時任國務卿希拉裏在印度提出“新絲綢之路”倡議,將上述“現代絲綢之路”的研究構想改造為推進中亞、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間戰略合作的政策,清晰反映了美國對中亞和南亞地區的戰略意圖,目的是在2014年底美軍撤離阿富汗後為美國在中亞和南亞的戰略利益尋找出路。(24)

 在亞太區域,中國面對著覆雜的地緣政治權力的沖突(包括與日本在東海海域的沖突,與菲律賓和越南在南海諸多島嶼的爭端),背後潛伏著大國的角力。未來在北印度洋也難免諸多勢力的沖擊,特別是與印度圍繞著北印度洋海上運輸、通道安全和資源開發等戰略利益的博弈。未來中印能否在印度洋共同推進戰略合作,依然需要實踐的驗證。

 不論上述哪種情形,“絲綢之路”戰略構想的外部性都是覆雜的。未來的良性發展取決於相關國家對沿線地緣空間和利益的認識,有賴於積極的政策對話、規模性的經貿活動、共同的投資合作以及合作共生的合作文化。而能否有效管控主權國家利益之間的差異和潛在沖突,也是對“絲綢之路”戰略智慧的直接挑戰。

 五 結論

 顯然,“絲綢之路”戰略構想不是某些地區和產業的戰略思路,也不僅僅是我國未來對外合作的新政策走向,而是推動國內改革開放、推動相關地區和產業結構轉型和升級的大戰略,是多層次、多領域、跨區域合作與發展互動推進的戰略舉措,是內外戰略相統一的國家層面的重大戰略構想。

 這一戰略構想具有鮮明的地緣空間特征,即“絲綢之路”不同地緣空間之間內在的關聯和互動關系,而這些關聯與互動性有賴於互為依托的地緣戰略支點。依托和支點越多,關聯和互動性越強,合作狀態越穩定。

 這一戰略構想強調跨區域、跨領域和跨文化的互聯互通、協同合作和主動融合。這些特性既是“絲綢之路”的歷史傳承,更是現實發展的新趨勢。今後國內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將更加突出東、中、西部發展的主體地位、內在動力以及與周邊地緣空間之間的互動性,強調這些地區在跨區域合作中通過互通有無,共同開發各地區的潛力和能力,共享可持續的發展前景。這一發展戰略構想超越了(但不代替)既有的跨區域合作戰略思路。

 這一戰略構想還具有內外結合的特征。這一特征要求從國內外整體規劃的高度,將國內深化改革、發展訴求與對外合作相協調,將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動態對接,也就是將國內發展規劃國際化,同時將對外合作規劃需求內部化。這些特征是對既有內外跨區域合作戰略的重大補充和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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