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48)

(5)第四:經驗

經驗是真理的傳播手段,也是幻想的敵人。

可以說,經驗是唯一能夠讓真理在群眾心中牢固生根的方法,也是唯一讓危險的幻想歸於破滅的有效手段。

然而,為了達到這樣的目的,經驗必須是積累了許多代的,並且可以隨時被驗證的。

通常,一代人的經驗對下一代人是沒多少用處的。這就是一些被當做證據引用的歷史事實達不到目的的原因。它們唯一的作用就是證明了一種廣泛的經驗即使僅僅想成功地動搖、或是壓制那些牢固根植於群眾頭腦中的錯誤觀點,也需要一代又一代地反復出現。

比這些更令人感到難過的,是經驗的獲取過程,它們通常需要付出血的代價。

在19世紀以及稍早幾年的時代,充斥著大量奇異的經驗,在過去的任何一個時代裏,都沒有做過如此多的試驗。

最宏偉的試驗要算法國大革命。

從這次試驗中,我們知道了一個社會必須要遵照理性的指導。如果從下而上地革新一遍,至少要犧牲上百萬人的生命,讓整個歐洲陷入長達20年的動蕩。

為了用經驗向我們證明,獨裁者會讓擁戴他們的民族損失慘重,法國民眾在50年裏進行了兩次破壞性試驗。

民眾在第一次試驗中擁戴了暴君拿破侖,結果付出了三百萬人的生命和一次被侵作為代價。第二次試驗則擁戴了拿破侖三世,以割讓阿爾薩斯與洛林來證明常備軍有多麼必要。盡管這兩次試驗都準確無誤,但從現在來看,好像仍然不能令民眾信服,此後估計還要來第三次試驗。恐怕說不準哪天它肯定會發生。

我們還需要很多很多的經驗,而它們的代價可能同樣讓我們傷痛欲絕。

比如說,要想讓整個民族相信,龐大的德國軍隊並不像30年前我們認為的那樣,只是一支無害的國民衛隊,就必須來上一次讓我們損失慘重的戰爭,也許可能是兩次。

再比如,想要讓人認識到,推行閉關鎖國的貿易保護政策會毀掉實行這種制度的民族,這就至少需要20年國家的災難來作為試驗周期。這種事情已經發生在韃靼王朝統治下的中國,那個東方的民族為此付出的代價甚至要比這更多。

(6)第五:理性

我們必須要提到一點,群眾從不受理性的影響,它們只能理解那些拼湊起來的觀念。

正因為如此,那些知道如何影響它們的演說家,總是借助於它們的感情而不是它們的理性,因為群體從來也不會遵循正常的邏輯。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一下,一位善於鼓動群眾的演說家,是如何把握分寸的。

第一,如果想要讓群眾相信什麼,就先得搞清楚讓它們興奮的感情,並且裝出自己也有這種感情的樣子,甚至要帶著群眾振臂高呼、大喊口號。

第二,演說家要以一種很低級的組合方式,用一些非常著名的暗示性概念去改變它們的看法。比如說捏造場景、追憶往昔、或是憧憬未來,只有這樣做,才能夠帶著群眾再回到最初提出的觀點上來。

第三:在這個演講的過程中,演說家一定要密切註意群眾的情緒變化,看清楚他們是高興還是沮喪,是悲痛還是憤怒。只有註意到這一點,才知道該如何調整自己的言辭,把群眾的情緒引到自己需要的軌道上來。

說到底,想要成為一名成功的演說家,或者至少做一次成功的演講,都必須把握這樣一條原則:演講者必須要遵循聽眾的思路,而不是自己的思路,否則他就不可能取得任何影響。許多演說家都會犯這樣的錯誤,就是他們希望以精密的邏輯來引導聽眾,或是用嚴謹的推理來牽制聽眾。

因此在向群眾講話的時候,總是會借助一系列大體嚴密的論證步驟,而當這種手法不起作用,他們又會感到萬分困惑。

曾經有一位邏輯學家在遭受失敗後憤怒地說:“我的邏輯毫無謬誤,我建立在三段論法上的推理公式是不可更改的。就算是無機物,只要它能來推演這組公式,也會不得不表示同意。”

這位大學者的話再正確不過,不過他在憤怒中也沒弄清楚一點,群體不比無機物更聰明,它甚至沒有理解的能力。你只要嘗試著用推理來說服原始的頭腦,比如說服一個野蠻人或是兒童,你就知道推理是多麼的不值錢。

事實上,不要說野蠻人或是兒童,即使是對付幾百年前的那些宗教狂,理性也抵擋不過感情。在長達兩千年的時間裏,最清醒的天才也不得不在群體的感情面前俯首稱臣。

直到現代,它們的真實性才多少受到了一些挑戰。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代也有不少開明之士,但沒有一個人通過理性思考認識到自己的迷信中十分幼稚的一面,或者對魔鬼的罪行或燒死巫師的必要性表示過絲毫的懷疑。不過,對於群體不受理性引導這件事情,我們倒不必過於遺憾。

毫無疑問,是幻覺引起的激情和愚頑,激勵著人類走上了文明之路。

在這方面,人類的理性反倒沒有多大用處,它既不能帶來音樂,也不能帶來美術。這樣看來,作為推進人類文明的力量,這些幻覺無疑是必要的。

我們在前面說過,每個民族都擁有其獨特的民族性格。現在,我們甚至可以說,每個民族的精神成分中都攜帶著它命運的定律,它簡直等同於一種神秘的力量,就像是那種使橡果長成橡樹或讓行星在自己軌道上運行的力量一樣。

如果我們要對這種力量有所認識,就必須研究一個民族的整個進化過程,而不是這一進化過程不時出現的一些孤立的事實。

如果只考慮這些事實,歷史就會變得仿佛是一連串不可能的偶然性所造成的結果。

比如說我們的上帝,如果不是猶太民族的堅信,耶穌也不可能由一個木匠之子變成一個持續兩千年之久的全能的神,使最重要的文明以他為基礎形成。

再比如說伊斯蘭教的創立,假如不是阿拉伯民族那種無與倫比的虔誠,一小撮從沙漠裏冒出來的阿拉伯人,也不可能征服希臘羅馬世界的大部分地區,建立一個比馬其頓王國領土還大的國家。

還有,如果不是法蘭西民族對民主與自由的狂信,以拿破侖這樣一個區區的炮兵中尉,又如何能在等級森嚴的制度下,征服幾乎全歐洲的民族與國王。

於是,我們終於知道了,盡管理性永遠存在,但文明的動力仍然是各種感情,就像是尊嚴、自我犧牲、宗教信仰、愛國主義以及對榮譽的愛這些東西。

正因為如此,還是讓我們把理性留給哲學家,不要過於強烈地堅持讓它插手對人的統治吧。

現在,我們的結論是:群體永遠不歡迎理性,一切文明的主要動力也並不是理性。

對於群體來說,理性除了反面的影響,什麼作用也無法施加,他們接觸到的理性越多,就越是憎惡理性,也就變得更加狂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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