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夫·勒龐《烏合之眾》(41)

(3) 第二條導火索:傳統

過去的觀念、欲望和感情,就構成了傳統。每個民族都擁有自己的傳統,因此也可以說,傳統是民族的特性之一。這種東西很難發生改變,而且對我們的生活發生著巨大的影響。

這一點可以通過類比的方法來說明。最近在生物學上出現了新的研究成果,從胚胎學的角度證明了過去的時間對生物進化的巨大影響,從此之後,生物學的研究就雲開霧散。

假如我們把這種理論移植到歷史科學中,結果又會如何呢?

我們可以把民族看成單個的生物,那麼這樣一來,它就是在歷史中形成的一個有機體。

如果它是有機體,那麼它就像其他有機體一樣,只能通過緩慢的遺傳積累過程發生變化。

因此,一個民族的傳統是極其穩定的,除了一些名稱和外在形式,人們沒辦法對它做什麼改變,就如同喀斯特地貌中的鐘乳巖——需要長年累月的物質沈澱,一旦形成之後,又很難被腐蝕損壞。

傳統不僅穩定,而且支配著人們的行動。特別是當他們形成群體時就更是如此。對這種狀況不必感到遺憾。脫離了傳統,不管民族氣質還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

我們可以下這樣的結論:人類是依附傳統而存在的。因為只要脫離了傳統,不管民族氣質還是文明,都不可能保存下去。

為了保持傳統,自從有人類以來,他們就在進行著兩大努力,一是建立傳統,二是當有益的成果已變得破敗不堪時,人類社會便努力摧毀這種傳統。

無論是新傳統還是舊傳統,倘若沒有一個傳統存在,文明就不可能延續;而如果沒有新的傳統,文明也不可能進步。

於是,這裏就出現了一個嚴重的困境——如何在穩定與求變之間取得平衡。

如果一個民族使自己的習俗變得過於牢固,它便不會再發生變化,中國是這方面的典型,它死氣沈沈的固有習俗,使得整個國家沒有任何的改進能力。

在這種情況下,暴力革命也沒多少用處。因為由此造成的結果,或者是打碎的鎖鏈被重新拼接在一起,讓整個過去原封不動地再現,或者是對被打碎的事物撒手不管,讓無政府狀態來取代衰敗。

因此,對於一個民族來說,最理想的狀態是保留過去的制度,同時又用不易察覺的方式一點一滴地加以改進。

這個理想非常不容易實現,因為在穩定與變革之間求得那個平衡點是很困難的事情,使它變成現實的幾乎只有古羅馬人和近代英國人。更何況,群體會本能地對一切變革進行阻撓。

我們在前文中論述過,群體是最保守的勢力,正因為如此,群體才會死抱著傳統觀念不放,極其頑固地反對變革傳統觀念。

事實上,即使是最狂暴的反叛行為,最終也只會造成一些嘴皮子上的變化。在18世紀末,教堂被毀,僧侶們或是被驅逐出國,或是殞命於斷頭臺。人們也許認為,舊日的宗教觀念已經威力盡失。但是沒過幾年,為了順應普遍的要求,遭禁的公開禮拜制度便又建立起來了,被暫時消滅的舊傳統,又恢復了昔日的影響。由此可見,傳統對群體心態有著不可抗拒的威力。

那些最不受懷疑的偶像,並不住在廟堂之上,也不是宮廷裏那些最專制的暴君,他們轉瞬之間就可以被人打碎。

支配著我們內心最深處自我的,是那些看不見的主人,它可以安全地避開一切反叛,只能在數百年的時間裏被慢慢地磨損。


 (4)第三條導火索:時間


時間是世界萬物的真正創造者。時間也是世界萬物的唯一毀滅者。

積土成山,要靠時間,從地質時代模糊難辨的細胞到產生出高貴的人類,靠的也是時間。數百年的作用足以改變一切固有的現象。

假如我們賦予螞蟻足夠的時間,它也能把勃朗峰夷為平地。如果有人掌握了隨意改變時間的魔法,他便具有了信徒賦予上帝的權力。

同樣的,對於群體的信念來說,時間也有著巨大的影響,即使是民族這樣重要的因素,也要在極大程度上仰時間的鼻息,沒有足夠的時間,人群是無法聚合起來形成民族的。時間引起一切信仰的誕生、成長和死亡。它們因為時間而獲得力量,同時也因為時間而失去力量。

具體而言,群體的意見和信念是由時間醞釀起來的,或者它至少為它們準備了生長的土壤。一些觀念可實現於一個時代,卻不能實現於另一個時代,原因就在這裏。

時間把各種信仰和思想的碎屑堆積成山,從而使某個時代能夠產生出它的觀念。這些觀念的出現並不像擲骰子一樣全憑運氣,它們都深深植根於漫長的過去。當它們開花結果時,是時間為它們做好了準備。如想了解它們的起源,就必須回顧既往。

這樣看起來,信仰與思想既是歷史的兒女,又是未來的母親,然而也永遠是時間的奴隸。

席卷整塊歐亞大陸的十字軍狂飆的出現就絕非偶然。面對潮水般的基督教朝聖者,聖城耶路撒冷的官方頒布了一個苛刻的法令:每個進入聖地的朝聖者,都必須繳納一個金幣的稅。

這個規定讓那些千辛萬苦而來的朝聖者憤怒至極,然而卻毫無辦法。

窮困潦倒的人群在耶路撒冷城外久久徘徊,直到有一位富裕的信徒用馬車載了一大堆金幣來解救他們,替他們交了稅才得以進城。對於耶路撒冷的統治者來說,朝聖者成為了他們的滾滾財源。面對不斷湧入聖城的朝聖信徒,當地統治者唯恐自己被這些人擠出城外,於是就在朝聖的路上設下種種障礙,以各種方式來迫害朝聖者:搶劫、鞭打、連續幾個月被關在城外、被迫繳納一塊金幣的入城稅。這樣的情形整整持續了一個多世紀,雙方的矛盾不斷加深,火藥桶已經瀕臨爆炸的邊緣。

終於,一位名叫彼得的隱士歷經磨難趕到耶路撒冷,受到了種種虐待,這讓他義憤填膺。返回歐洲後,他到處演講,歷數東方世界的邪惡,聲淚俱下地講述基督徒在聖地所受的虐待,最終使得教會做出了“解放聖地”的決定。

從這段歷史中我們可以看出,如果沒有長達一個世紀的情緒積累,西方世界也不可能在倉促之間有此決定。而如果沒有幾個世紀的殺戮與犧牲,西方的民眾也絕不會意識到這樣的集體狂熱有多荒謬。

因此,時間是我們最可靠的主人,為了看到一切事物有何變化,應當讓它自由地發揮作用。

沒有哪種統治形式可以一夜之間建立起來。政治和社會組織是需要數百年才能打造出來的產物。封建制度在建立起它的典章之前,經歷了數百年毫無秩序的混亂。絕對君權也是在存在了數百年後,才找到了統治的成規。而這些等待的時期往往是極為動蕩的。正因為如此,面對今天群眾可怕的抱負以及它所預示的破壞和騷亂,我們深感不安。要想看到平衡的恢復,除了依靠時間,再也沒有別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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