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沈默和失憶的國民是怎樣教育成的(4)

 “異見”是以公開表示異見為標準的,至於一個人心裏怎麽想,那是看不出來的。後來發現,1989年前許多東德人就已經在不滿黨和政府,但由於沒有公開表現,所以誰都以為別人都很滿意黨和政府。對此,一位萊比錫的異見者後來寫道:“沒有人知道別的地方的人們也不滿,這是最可怕的。要是知道別人怎麽想,情況就不同了,那會很令人鼓舞的。”嚴格防範不滿言論的公開出現和傳播,控制公共媒體和集會,讓所有的人陷入一種孤獨的境地,這是極權統治的必要條件。

 按照東德法令,凡是公共目的的聚會,人數超過3個人,就必須得到有關部門的批準。例如1983年,萊比錫教會人士得到通知,有3個人以上手持蠟燭的公共集會都必須得到批準。任何群體行為都受到嚴密監控。1988年萊比錫有150人在教堂做過禮拜後,步行上街,國家安全警察嚴陣以待,事後的報告是,“參加者沒有帶旗幟、象征物品或其他明顯標志……沒有影響公共安全和秩序,幾乎沒有受到公共注意”。“公共注意”是國家安全部門最害怕的事情。

 即使是為了“正確目的”舉行的群眾集會也會引起國家安全部門的恐慌。1983年,一個來自魏瑪的團體要在東柏林舉行一次反對北約的抗議集會。即便這一集會的目的與國家政策一致,在政治上十分正確,但卻具有“自發”、“獨立”的性質。集會那天,有大約一百人被捕,一位名叫波普(UlrichPoppe)的參加者說:“國家對於獨立組織的集會害怕成這個樣子,無論集會的內容是什麽都不行。”這令人想起了一些災難後的自發紀念集會,僅僅因為不是官方組織的,就遭到了取締和禁止的命運。

 沒有人確切知道極權宣傳到底有多少效果,從極權對任何公開異見和群體聚合的恐懼來看,就連宣傳當局對自己經年累月的辛苦工作成果也是沒有信心的。強行禁止,逮捕不規行為者,都是用暴力的方式在維護宣傳的表面公共效果。戈培爾說,任何有效宣傳後面,一定得有利劍的支撐,東德國家安全部誓言要當好黨的“盾和劍”。人們有公開的“正確行為”是因為深知不正確行為的嚴重後果,幾乎沒有人是不害怕政府的“盾和劍”的。對1936年德國工人狀況,有人這麽說:“稍微需要一點勇氣的事情,他們也是不會去做的。”東德民主人士、政治異見者紐伯特(EhrhartNeubert)問道:“在那時候的東德,誰會承認自己害怕呢?只有少數人,而且是在私下會承認。……這個制度就是靠恐懼來維持的。”

 生活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中,許多人並不“感覺”到恐懼,這不僅是因為他們對恐懼已經麻痹,已經習慣於恐怖生活,或者已經失去了對恐懼的感覺,而且也是因為極權經常是“合理地”使用恐懼,並不總是在“濫用”恐懼。“合理的恐懼”可以讓人的恐懼顯得不那麽恐懼。而且,除了很少數的例外,一般人犯下政治錯誤,遇到麻煩,會覺得自己理虧在先,怪自己不小心,或者怪自己太愚蠢,本不該“明知故犯”或“雞蛋碰石頭”。他們看到別人觸犯禁忌,遇到麻煩,吃到苦頭,就會慶幸自己幸虧沒有那麽做,也會責怪遇到麻煩的人自討苦吃。

一般人渴望過“太平日子”,不喜歡“無事生非”,“庸人自擾”,喜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壞事(被逮捕、懲罰)發生時,總是先責怪“不識相”的人自己招惹了統治權力,無端多事,不自量力。這種普遍的“責怪受害者”心理便是由“合理恐怖”所造成的,也是極權統治精心培植、鼓勵和利用的一種大眾心理。

在這種心理支配下,沈默和順從成為交換安全無事的代價,每個人都變得能夠接受統治權力的“合理要求”:別人的事情,你不要多管閑事,他倒黴是因為他咎由自取,你不要像他那樣,就自然能平安無事。

 在一個大多數人都是這麽“聰明”和“理性”的社會裏,即便出現一些異見思想,極權統治也總能找到有效控制的辦法。有人以為,政治異見思想一旦出現,就會像傳染病一樣蔓延。其實並非如此,格拉德威爾(MalclomGladwell)對此有過論述。

 他認為,一般來說,很難精確預測哪些異議特別具有傳染力,特別容易擴散,這就像很難預測哪種流行病菌會在哪一年流行一樣。一方面,總是會有不止一種異議在悄悄傳播,直到某一種突然越過了“臨界點”,一下子傳染開來,連時時防守者也覺得出乎意料。另一方面,制止一種異議的方法也同制止流行病相仿,無須把異議從每一個人頭腦中抹掉,只要能有足夠多的人停止散播就可以了。這就像撲滅流感並不需要人人打預防針或接受治療,只要有足夠多的人不傳播病菌就可以了。那些被禁止公開談論或討論的歷史事件,只要大多數人不再想它,不再去說它,它也就得到了控制。

 但是,永遠無法預料,什麽時候、在哪裏、會因為什麽事情、又一下子會出現了多大面積的民眾異見。但是無論何時出現這樣的情況,撲殺的辦法是一樣的,那就是,讓足夠多的人對傳播異見心懷恐懼,讓足夠多的人至少在公開行為中保持順從和沈默。當大多數人不再公開表示某種異見時,異議的傳播也就停止了,所以,讓大多數人對某事保持沈默,是讓異見從公共話語中消失的有效方法。

 一旦人們接受了極權統治的“合理懲罰”和“合理暴力”邏輯,他們會覺得極權並不是那麽極權,甚至覺得自己並不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覺得自己並不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與混混沌沌、無知無覺地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是不同的。覺得自己並不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是一種“清醒”的生活狀態,自以為自己的沈默和服從不是出於恐懼,不是由於自己“膽小”、“懦弱”,而是因為自己“識大體”、“不死板”、“聰明”。用這類的說法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可以讓人比較體面地面對自己的沈默和順從。這些人並不是從來未曾想過要做一些“出格”的事情,只是經過思量後決定還是不做為妙。想做而最後決定不做,看起來是一時的自我約束作用,其實會對他們今後的行為有長遠的定向作用。因為,想做而決定不做的事情,以後就連想也不想了。

 人並不是一下子從不沈默變成沈默的,也不是一下子從不順從變成順從的,人是一步一步變化的,每跨出一步,下一步就變得更容易一些。察覺自己如何一步步走向順從是一件令人沮喪、沒有尊嚴、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所以大多數人也就選擇幹脆不去想它,也不去說它,就這樣,通往徹底沈默和順從的路也就越走越順暢無阻。一個人一旦走上這條不歸之路,他就已經喪失了保存思想自覺的意志,也喪失了表達自覺思想的能力。 選編自徐賁著《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中央編譯出版社(愛思想網站 2016-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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