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瀟·甘肅詩歌:崛起的詩群(4)

甘肅詩人的厚重詩風,做為中國西部文學抒寫西部厚重人生與西部奇異風情的一部分,當然一般都是源於甘肅詩人本身吃苦耐勞的厚重人生,源於對西部世界的真實感應促成的生活和藝術的自然契合,是自然形成而非人為趨附的,但是應當看到,甘肅詩人里有相當一部分作者,還不同程度地徘徊在對厚重之“形貌”的追求而沒有前進到對厚重之“精神”的向往。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在思想上解決什麽是西部精神的問題。西部精神不等於險、奇、怪,也不等於白癡、畸型、病態,更不等於流浪、冒險和遊牧,以為上述種種即是西部精神者們的藝術實踐早已受到了有識之士的批評。在此我要向大家推薦張天佑先生的《雄起,西部文學》一文(載《陽關》2000年五期),他把西部精神概括為敦煌精神且對敦煌精神做出了六點概括:明燈般的開放意識、鮮活的創造意識、有容乃大的民族自我意識、胡楊林式的苦難意識、熱愛生命的信仰意識、激情的超越意識,我認為很有道理。對此,李老鄉先生也有類似的看法:“敦煌不遠--天堂很近。這是甘肅詩人的福分。敦煌開鑿者深邃、博大的思想境界,壁畫藝術超然的魅力,從不同的角度給我們多方面的啟示。”(《風中的石頭或野草——幾句與詩沾邊的話》,載《人民文學》2000第8期)讓我們和他們一起參與到對西部精神的思考當中,以對西部精神的準確把握來指導我們的詩歌寫作,來涵養我們的厚重詩風。

3、機智而靈性的詩歌才華

甘肅詩人吃苦耐勞而平易樸素,然而甘肅詩人同樣錦心繡口才華橫溢。他們堅持不懈地錘煉與探索自己的詩歌藝術,也就是說,他們正奔走在對產品進行深加工使之更為精美的大路上。甘肅的詩人們並不缺少機智而靈性的詩歌才華,他們當中有些人的才華甚至在全國都是是一流的。

比如娜夜。關於娜夜的詩歌藝術,有人曾總結為:單純的深沈、鄰近的遙遠,這里我想補充的還有:冷靜中的抒情、鐐銬下的舞蹈、理性里的飄逸。

一個真正的寫作者一定有這樣的體會:當他寫出了一個作品的前面幾句話或幾段話之後,就如同一匹被控在轅的馬,再也由不得自己了,因為那些語言自身好像已經得到了生命,它們要自己生長,它們要飛動起來。一匹馬拉動了車子但是跑動的車子又變成了讓它不得不跑的力量。高明的寫作者,不是這種力量的反抗者而是順應者,至少在作品里,他要形成這樣一種順應的結構。娜夜的《母親》一詩,就表現了作者這種高明的順應能力。這首詩的第一行:“黃昏。雨點變小”看似漫不經心,但卻如圍棋大師隨意放置的兩個棋子,到了一定的時候,它們自會顯出強大的威力來,果然,詩的第二節就由前面的“雨”和“黃昏”這兩個種子生出了這樣動人的三行:“雨水中最親密的兩滴/在各自飄向自己的生活之前/在比白發更白的暮色里”,這三行詩如同是三個葉片,是順應了詩歌語言的產物而不是對語言施加了暴力的產物。民間對詩歌的寫作,有一個形象深刻的稱呼:順口溜,這個“溜”字,值得我們深思。

當代的詩歌作品,對語言施加暴力的現象屢見不鮮,甘肅詩歌里也有這樣的語言暴力現象,恕我這里不具體指陳而只舉例說明,比如古人說“心花怒放”,“欲壑難填”,這是一字順著一字“溜”,可是我們的語言暴徒,卻會說“心怒放”,“欲難填”。離開了“花”,“怒放”就是無本之木,就是脫根之舉,就是背離形象的敗筆,應該說就是我們的語言尤其是詩歌語言的大忌。這倒不是他們有意要在詩歌里撒野,而是他們的語言功力還沒有達到像娜夜這樣四兩拔千斤的境界,或者說他們還沒有認識到一個作品其實自有一個有機獨立的生命。

然而娜夜認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她的詩就是活生生的,就是有著自足之生命的。美是一種關系,美是構成事物的各部分之間自然和諧的組織與關系。《母親》的最後一句:“像大路目送著她的小路/母親--”,是一個飽含感情的妙喻奇喻,然而此奇者,並非深山怪物一般的離奇,而是自然又和諧平凡卻美麗的神奇。現在有些人的詩歌,胡拉八扯,胡言亂語,前一個意象在天上,後一個意象卻無跡可尋地到了地上,表現得神思恍忽,讀起來支離破碎,我覺得他們的心里並沒有鮮明的詩意,實在是故弄玄虛,且看他們能咋呼到何時。

再比如高凱,他的《太平鼓》與《村小:生字課》這兩首詩,構思巧妙、形式別致或者說剪裁得體,是高凱的詩歌藝術高超的隨體賦形能力的標志,雖然寫的是西北風物,表現的是如在目前的生活,技術上卻也絕不讓於江南才子,堪稱智性寫作,那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寫作”,對此應該汗顏,他們的詩要想到達這樣明白曉暢看似平淡實則內含功力的境界,還需多加磨煉進修。

再比如張子選,他的大型組詩《藏地詩篇》,雖為一個宏大的構架,卻也經得起詩歌技術的切片分析,比如其中的“兩只舊鞋。無非你我。/夫妻一場。大風吹雪。”這兩行,如以傳統詩歌技法分析,則前一行比興,後一行點染;前一行由物及人,後一行由人及物,手法也是輕靈而多變,技術含量雖高,表面上卻滴水不露。

2000年第1期《詩刊》,大度地將頭版頭條的光榮位置給了甘肅詩人古馬,而他的那一組詩也給甘肅的詩歌爭得了可以說是千年一遇的輝煌。有人說葉舟不像是甘肅土生土長的作家,古馬其實也不像是甘肅土生土長的詩人。盡管他的詩里出現的那些字眼(意象),多呈西北風貌,但是他的詩意之美,卻仍屬優美范疇,也就是說他的詩不是一堆西部胡亂的流沙怪石而是對於沙礫石頭的詩意組織。

做為西北詩人,我們應該感謝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給予了我們與“杏花春雨江南”所截然不同的“鐵馬秋風塞外”的表象世界,我們固然應該以自己擁有的馬蹄、積雪、白骨、巖石、漠風、馬背等豐富的詩歌意象而驕傲,但是,只有“長河落日”和“大漠孤煙”的詩句,總好像是缺少了一些什麽,而加上一個“圓”字和一個“直”字之後,我們的詩句又好像確實多了一些什麽。這或有或缺的東西,應該說就是那個神采飛揚的“神”字。無它,就是有形無神,有它,就是形神兼備。甘肅的小說,向來有出賣原材料而缺少深加工之嫌,那麽甘肅的詩歌呢?我覺得甘肅的詩歌仍然有出賣原材料缺少深加工之嫌。什麽是出賣原材料,簡言之,“長河落日”,就是只出賣原材料,就是只見“一方水土”而不見“一方人”;什麽是產品深加工,加一“圓”即是產品的深加工,就是“一方水土”與“一方人”的緊密結合。應當承認,我們的詩歌里如果缺少了馬蹄積雪之類與我們的生活相映生輝的意象,我們的詩就會有骨質疏松之病,然而,我們的詩歌里如果只堆砌這些白骨巖石,恐怕也會有枯瘠干涸之疾。李老鄉說:“甘肅詩人‘耐旱’,這是優點,但是不能讓自己筆下的文字,永遠‘干旱’下去,不能再給讀者留下這樣的印象:要讀甘肅詩人的詩,得事先備好幾碗茶水。”(《風中的石頭或野草——幾句與詩沾邊的話》,載《人民文學》2000第8 期)我們是詩歌的西部“響馬”,但是我們更是戴著眼鏡的“響馬”。眼鏡在這里當然是一個比喻,比喻我們同樣十分傑出的錦心繡口,比喻我們高超的詩歌藝術,比喻我們內心的機智與靈性。


四、結語


甘肅詩歌的崛起,應該是中國西部文學再次崛起的先驅。八十年代,以甘肅的《當代文藝思潮》的創辦、轟動與解體為標志,中國西部文學的理論與實踐曾經有過一段“興起、亢奮到落馬”的“七八年光景”(張天佑《雄起,西部文學》,載《陽關》2000年五期),而現在,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的戰略轉移,西部文學迎來了又一次發展的機遇,我們應該抓住這一難得的歷史機遇,以正在崛起中的甘肅詩歌為契機,帶動整個甘肅的文學事業並推動整個西部文學的前進。

但是我覺得不能不特別提醒人們注意的是,詩歌隊伍雖然是一個最容易烏合且雄起的隊伍(比如八十年代中期詩歌隊伍的空前龐大),但也是一個非常容易做鳥獸散的隊伍,靠幾首詩就輕易地進入詩歌的人,也會因為別的什麽而輕易地離開詩歌,這種離開,表面上看,一般是由於年齡的增加,其實不然,其實是詩歌的隊伍里,有相當一部分人的創作具有一種投機性與手段性,時過境遷,他們會馬上轉向,所以,雖然目前甘肅的詩歌呈現兵強馬壯之勢,但必須注意到這支隊伍潛在的脆弱性,因而,對於我們甘肅的詩歌,我們不得不在應當樂觀的同時保持必要的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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