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我的人生哲學》(4)

合理的人生生活

這個問題似乎是人人都當留意的,無須解釋。但是在什麽時候的人最要求解決這個問題呢?這在青年時代,尤其較優秀的,愈覺這種尋求的急切。我在中學時即如此,有幾個朋友也如此。後來到北大,那邊有幾個同學也如此。都是感覺煩悶,因而發生種種奇異的思想,甚至自殺。恐怕這邊諸位中或者也許有這樣的。所以把這個問題略說一下。

大約要說這個問題,與生理心理方面很有關系。一個人身體發育將要完全的時候,不知不覺有種種不寧貼的情境。過了這一陣即將漸漸覆歸平靜;或是問題稍得解決,亦可漸歸平靜。大約天資較高的,此等現象較甚。據我個人的經驗,在這時候,很想求得自己所要求的人生生活,很想打量打量,不願模模糊糊的過下去。此中多少含有一點與眾不同的意思,很容易看著庸眾生活的討厭。此時出世思想甚易萌動,有許多朋友都如此。要遁跡空門。這種念頭大約在自殺念頭以前。總之他願意與別人不同一點,不一定拘什麽方式,如想成英雄偉人也即是。這在男青年格外的多。想出世多少是不合理的,但除非最親切的師友,不容易勸轉這種念頭。凡是特殊的生活,其性質總帶不合理的意味,如想求道求仙或成偉人等等。這與知識關系較少,與情志方面關系較為深切,所以由特殊人生生活的傾向到合理的人生生活之轉變,很非旁人所能為力。雖然也有永遠持其特殊人生生活態度,但大多數都能由激越轉入平實,這實在是好現象。由激越轉入的平實,方為真正的平實,否則恐怕是凡庸。

凡是想做特殊生活的,根本都是一個淺。他太重視大人物,很為大人物所引誘。不但這個,無論什麽財貨、聖賢、仙、佛、功業、學問,只要看上一樣東西,便都是一個淺。我們希望人人都有圓滿的生活,如果你要做特殊生活,便是希望有加於人。這根本是侮辱自己的人類,凡是人類都應是一般的,我們只應求一個“人的圓滿”,同時也希望人人都得一個“人的圓滿”。如果聖人的意義是超加於常人的,那聖人也就是不必要的。我們心目中的聖人,只是一個“人的圓滿”。又平常人喜歡講道德,在吾人意思,就是合理的生活,如果以為道德是超於常人的,我們就也同樣的排斥。總而言之,激越是我們所歡迎,但希望他能歸於平實。


我們說別的生活不合理,那麽,合理的生活有沒有其積極的主張呢?有的。方才說,沒有一物可以看得上,這就是沒有安排計較,這就是合理的人生生活。我們只應順著我們的本性去走。這須待解釋,就是要問,吾人在生活中是怎麽回事?何以使我們如此而不如彼?這個支配我們行動的心理作用,是直覺而非理智。我們平常所傾向的,多是合於我們脾胃的意味;所以能領受這個意味的,就是直覺作用,不是理智作用。如果看得上一種東西而安排計較著去走,就會漸漸違離了我們原來生活的路子。說淺顯一點,就是,粗莽而任天真的人,生活比較是合理的。若處處抑制情感,事事安排計較,反到錯誤愈多。我們所謂道德,決非先有客觀的道理存放在那裏,然後我們人遵循著去走。這種客觀的道理,是沒有的。我以為只要任聽直覺的沖動,想做什麽就做什麽,都是對的。各時代各地方都有道德倫理等等的名詞,但我們求其根本基礎,差不多全在直覺,就是平常喜歡說的良心。譬如某人作了一件好的事情,我們看見或者聽人稱道,便立刻有欣羨讚嘆之感,甚或感極墮淚,這是什麽緣故呢?這就因為我們自己根本上喜歡這樣,不是誰人能教給我們的,這是一種本能。理智是待教的,直覺不待教——道德不待教。要求合理的生活,只有完全聽憑直覺。又如聽見惡人做惡而憤怒,粗莽的就恨不手刃其人,其感情較常人格外激烈,因為他比較少受社會上種種覆雜習俗的薰染,所以他的天生的反感格外容易引起。只有完全聽憑自己真實的真誠的不自欺的直覺,才有合理的生活。最對的莫過於自己直覺的認識。但如何使直覺為真誠的,很應註重。

一個人,只要能完全聽憑他真誠的直覺,他雖然不希望成一個大人物,但是他裏面有真實的氣力,自然有作大事業,成大學問的可能。凡是成大事業,成大學問的人,都是憑他裏面的興味,沖動,決非理智計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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