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官學(4)

為什麽教育不能夠從這樣的起點開始?而且老莊的神話又是真正的“國文”,我覺得,在國文教學中多一點讓孩子有非答案性的思索過程,就是最好的思想教育。

知識本身就是權力

造成教科書被一種官學思想籠罩的原因,有可能是因為這些編輯教科書的人,本身就是受害者。包括我在內,成長過程中受到的官學教育已經發生作用,我要用非常大的力量才能夠去對抗,即使如此,我講課時可能還是會口口聲聲提到天地君親師。我的意思是說,今天書讀得越好的人,越可能是官學的闡述者,因為,官學已經滲入骨髓了,要反,很難!

我們看到明朝的徐渭和張岱都是反官學的,可是三四百年過去了,他們的思想並沒有成為新的正統,還是被列在旁門左道,沒有人敢去承認它。我想,革命者是寂寞的,必須孤單地在自己的時代裏去對抗巨大的官學,而這個官學又是擁有多麽大的力量,讓它可以轉變成各種形式,加強本身的穩定性。這種穩定是危險的,當一種文化已經長久穩定到一種程度,就很容易變成統治者愚弄人民的手段,我寧可它是不穩定的狀態,因為不穩定才有調整的可能。

今天我們要把“國立編譯館”的官學權力拿掉是容易的,但是要把官學思想的陰影從編撰教科書的人身上除去,卻是非常困難。因為官學思想已經變成一種像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講的,知識本身就是權力。這些人通過這麽多次考試,拿到學位,拿到編撰教科書的資格,他當然會成為官學的維護者,不然就跟自己的身份抵觸了。

但是就像那位學生與老師的對話,當學生問出“可不可以不死?”的問題時,思想就有了顛覆的契機。當我聽到這句話時,我覺得我們的啟蒙運動要開始了。而當他進一步問出:“官要做到多大才應該死?”就是對於權力的質疑:你告訴我要忠君,那你先表現給我看呀,我要先檢驗你們的節操,才決定我要不要去做。一九四九年時,有人就跑啦!他們沒有做左忠毅公,也沒有上梅花嶺,而是飛到世界各國去了。我想,年輕一代應該有更多這樣的思考力,去反證這些問題。

當然,我不是反對這些文章收錄到教科書裏,我要強調的是“平衡”,是要讓下一代有氣節,也要有性情,要理性,也要幻想,一個多元的人才是完滿跟健全的,如果只有一個部分,就會非常危險。

千錘百煉的經典

教育真的要一步一步地轉型,文化改革本來就比政治制度的改革要難、要慢得多,因為大家還在一個框框裏,這個框框一下子無法動搖。但對島上的人來說,這是一個機會,而且剛好,我說的“剛好”是從地理位置上來說,臺灣與大陸隔著一道海峽,相對於正統文化,是處於邊陲,我覺得“邊陲”真的是一個最可愛的位置,它不是中央,如果今天我們身在北京,那就沒話說了。

在美術史上,現在北京畫派跟南京畫派有很大的不同。南京一直是南朝的首都,也是對抗北京(北方政權)的地方,所以南朝文化一直有一種個人的、比較文人的、反官學的思想,它不是那麽明目張膽,但是有一種潛意識裏的反官學。你看歷史上,北方有難就往南京逃,這些逃難的人沒有選擇悲壯的死,而是創造出自三國吳晉到南朝宋齊梁陳的“六朝金粉”景象,去追求一些感官的、浪漫的東西。一直到現在,北京畫派還是大山大水,繼續偉大的傳統,南京畫派就出現像徐樂樂這樣的新文人畫,他們不去比偉大,他們覺得我本來就不偉大,他們就是要畫一些有趣的小品。


新倫理(1)

與南京相比,臺灣是更邊陲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上,我們要思考什麽是該選入教材的“經典”時,選擇就不會只是現在認知的漢語經典,漢語應該也要包括河洛話、客家話吧?原住民的作品是不是經典?臺灣割讓日本期間,如賴和、楊逵這些作家,用日語創作的作品是不是經典?在那個時代,他們接受了一個語言,這個語言就是他們的官學,他們講日本話,又用日本話寫了像《送報夫》這種抗議政權壓迫的文章出來,我們要把它翻譯成中文閱讀嗎?

這些問題是一連串的問號。這些問號代表的是挑戰,其實經典之所以為經典,是要不斷接受挑戰,不接受挑戰,就不配叫經典。很多人不敢批判經典,我卻認為,經典文學本來就不是拿出來做神像供奉,是要“千錘百煉”的。像《詩經》、《楚辭》這樣的經典,也是經過一再的挑戰,譬如說蒙古人入主中原時,蒙古人為什麽要讀《詩經》?裏面描述的內容又與他們的生活無關,但是《詩經》還是被傳承下來了,它通過挑戰了。

我覺得臺灣尤其適合去挑戰經典。我舉美術史為例,當我們說範寬的《溪山行旅圖》是經典時,沒有人會懷疑,可是如果我問日本殖民時代的畫家陳澄波是不是經典?這就是可以討論的,因為日本殖民時代這樣一個畫家,他對臺灣的經典性簡直跟範寬在北宋建立的經典性是相等的。當我們在臺灣,可以去討論兩者的並存性,可是如果是在廣東、在南京,就沒有機會了,我的意思是說,只有在臺灣你會為他爭辯,在大陸沒有人會為他爭辯的,這是創作者對一個地方的特殊性,也是我們要特別珍惜的部分。

開出不一樣的花朵

官學不是不好,不好的是*的、壓迫性的官學,牢固到讓個體根本不敢承認他本來就存在的個性,譬如夫妻倫理是一種官學,如果我們只承認這一個系統,而排斥同居、同性相戀,就是一種壓迫;如果為了維護這個倫理,夫妻之間互相裝針孔攝影機以監控對方,這就是一種*,而這種官學真的已經不必要了。

我記得第一次看到《美麗少年》(由獨立記錄片工作者陳俊誌所拍攝)這部電影時,很不習慣,我覺得這些孩子怎麽這麽……無聊?抽煙、染發、變裝,一點都不美。然後我發現,這就是我的“官學”,我要一個美的東西,我可以接受同性戀,但是是像邱妙津(《蒙馬特遺書》作者)那樣的書寫,當我看《美麗少年》時,我便覺得要談同性戀應該要談得美一點呀,怎麽這麽不美?

事實上這就是我的官學了,我已經受到限制,而且還很強烈。當我覺察到這一點時,我開始很高興有年輕一代拍出這樣的電影,他們已經跳出同性戀要悲壯犧牲的框框,他們很開心,他們不要再哭哭啼啼,主角很快就在學校裏跟大家講自己的身份,甚至片中的那個父親,還可以每天開著貨車去接他那個扮演反串秀的兒子回家,我覺得這個爸爸的官學比我少好多。

我們都是已經很能夠反省自己,很能夠調整自己的人,可是在官學系統中,還是不免有一些陰影。譬如我們會覺得生活在邊緣的人應該是受苦煎熬的,當我們忽然發現這些人既不受苦也不煎熬時,正好就是讓我們發現自己的官學不對了,要再調整了。

對我而言,《美麗少年》是一個新的神話,在我的年代不能想象這些孩子能這樣活著,然後用這種方式對待自己,當我把電影看完後,發現生命裏多了一些不同的東西,我很感謝這些東西,他在幫助我成長,像我這樣一個很容易變保守跟僵化的年齡,還可以有機會繼續成長,是一件值得開心的事。

我也在電影裏看到了古老的神話,在希臘神話中,有一個神被處罰,每一次*完就會變一次性別,所以在盧浮宮裏,我們就會看到有具備男性生殖器和女性生殖器的神,因為他被懲罰了。在《美麗少年》中,也用了這個潛意識,談到了性別跨越的問題。

柏拉圖也談過,人被分開來後去尋找自己另外一個有缺陷的部分,人和動物不同,動物的性是一種分泌,在某一個季節分泌出特定的物質,才有性的部分,而人的分泌與動物不同,可能是念一首詩,可能是演奏音樂,所以是超越性別的。柏拉圖把*分為兩種,一種是生殖的*,一種是精神的*,動物的*才是需要分別雌雄,而精神性的*只需要一個精神上依戀的對象,可以是男生也可以是女生。

臺灣現在年輕一代已經可以在這個層次上討論,我想,如果能跟他們坐下來談一談,他們會告訴你很多這種事。只要不用我們的官學思想去壓迫,他們一定會開出不一樣的花朵!


新倫理(2)

我們在看很多社會事件時,會從法律的角度,看到一個加害者,一個受害者。可是社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整體,對於一件事情,除了法律觀點之外,還會有道德、文化、宗教觀點,任何一種觀點的偏廢,都是不好的。社會本來就需要平衡,不可能只有某一部分,只有法律沒有辦法完完全全讓人類的文明變好,只有道德或只有文化,一樣是不可行。

基本上,我們也沒有辦法將它們分開。沒有文化的法律是粗糙的法律,是沒有對人關懷的法律。法律是為了什麽存在?是為了關心人,它的本質是“哀矜而勿喜”,也就是說,再怎麽去制定法律,都要知道這是不得已。我們今天看到一個重刑犯伏法,很慶幸地說,這個人十惡不赦,被判死刑活該,也覺得制定這樣的法律會對犯罪有抑制的作用,但實際上,法律沒有辦法制止任何東西,這種報復性的法律就是沒有文化的法律。

當眾人在指責一個人的“惡”的時候,我覺得最大的惡意是在眾人之中,而且眾人的惡意是殺人的動力,大家都急於要把一個人判死刑、要他死,這是很恐怖的。但我們的媒體不會去檢討這樣的東西,甚至去“偽善”,我覺得那才是最可怕的事。

我想,真正好的、有文化的規範,是內省的,不是向外指責。一味地向外指責時,他就沒有能力去解讀更多的東西,他就很容易被有心人士或是媒體煽動。

話說回來,民眾很容易被煽動,也是因為在他們的成長過程、受教育的過程中,或者打開電視廣播媒體時,會發現大部分的聲音都是在煽動。男孩子在青少年時期看了多少媒體播放的*片,讓他的情欲只剩下雄性動物的原始本能?而在他情欲過剩時,他想到的發泄方式就是去強暴。那麽在大眾指責他時,是不是也要連帶一起檢討媒體的部分?又譬如孩子成天在電玩遊戲中打打殺殺,讓他把暴力視為理所當然,而在一氣之下動手殺人時,那些真正殺人的、為了賺錢、為了商業利益所設計出來一套一套的電玩遊戲的人,也應該被檢查、被聲討。

內省能力需要教育

我覺得,很多新聞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是大眾,因為這些事件會層出不窮,在這個社會裏一再發生,今天是在別人身上發生,誰知道下一次會不會在我的身上發生?它是一個隨時會爆炸的東西,我們都是受害者。

這時候光靠法律也是沒有意義的,我的意思是說,一個更大的果報在後面等著我們,當人們沒有內省能力,忙著指責別人時,他遲早會用不同的方式殺人,甚至法律也是在殺人。

內省能力需要教育,並不是天生的,如果教育沒有引帶出個人的內省能力,最後卻要求他自省,我們就是殺人兇手。就好像我們讀到報紙上寫,殺人兇手看到對方死掉還會微笑,所有人都毛骨悚然,痛恨得要死;可是他在電玩遊戲裏,不就是如此,打到一個人死掉,他當然微笑,因為他可以得分、得到獎賞。

我們不可能不讓孩子去接觸這些東西,全世界都是如此,因為裏面有商業利益,有利益就會有人做,包括*影片,包括暴力遊戲,就是因此而廣為流傳。

如果我們用“因果”的概念來看這些問題,要改變“果”就要改變“因”,如果我們對於“因”無能為力,這個“果”也是理所當然。

我們需要對“因”的覺悟,當看到那麽多那麽可怕的滅門血案、強暴案、兇殺案時,不是事不關己看過就算,也不是捧著八卦雜誌從中得到亢奮的*;我常常覺得事件發生時,圍觀的群眾本身都在幫助血案兇手,用殘酷一點的話來說,好像要吸血才能活著的那種感覺——因為他的生活很單調很無聊,所以他把傷害事件當做一種刺激,沒有任何反省與自覺。


新倫理(3)

我覺得那是整個社會共同的殘酷。

而背後巨大的因果是,什麽樣的人選出了什麽樣的民意代表,什麽樣的民意代表在制定什麽樣的法律,什麽樣的法律推動什麽樣的社會;個人與這個巨大的因果鏈或許難以抗衡,或許會有很深的無力感,但我們仍然願意用一點點的演講,一點點的書寫,一點點的影響力,去對抗電視一打開看到的肢體沖突、粗俗咒罵,因為這是我們自己造的因,我們自己也在這個果報當中。

臺灣人因為多次面臨政治的更替、社會的轉型,基本上是被壓迫的,所以在性格上有某些弱點,容易被煽動;因為容易被煽動,就會帶來另外一個因果,並且造成文化層次的斷裂,而不同層次的人也很難互相溝通。這是回到人民本身素質的問題,但這個部分不是今天靠著兩句口號,要提高人民素質就提高,還是要用大量的媒體去發生影響力。我曾經有一個很奇怪的願望,就是希望進入媒體,感化媒體,卻發現進去的人全部陣亡。有一個學生打電話給我,說他要離開媒體,他說他爸爸很生氣,因為兒子在那個媒體做事,讓他覺得好驕傲。但他自己卻痛苦不堪,因為他覺得每天要處理那些新聞,已經讓他整個生命都扭曲了。

我從他的聲音聽到,他已經虛脫了。他每天辛苦采訪,可是新聞播出來時,他自己看了都嚇一跳,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麽,跟他在學校學的新聞規則完全不一樣。這是一個還有感覺、有人性的學生,所以他在那樣的地方會有沖突,

但我想他如果不退下來,再做幾年,他也就麻木了,甚至可能會開始認同。多少和我同年齡的朋友,在媒體工作,都已經是主管級了,他們就是視而不見,因為他們覺得每一個電視臺都在爭收視率,他們沒有做錯。

我想我們這一代的人會更清楚,因為我們童年沒有電視、沒有電話、沒有計算機,可是我不覺得那個時候不快樂。很多人說那是經濟貧窮的年代,我認為是絕大的誤解。我不覺得那時候“窮”,那時候有一個這麽富足的大自然,在山上、在河裏可以看到那麽多種的生物,那時候的人有豐富的生命,也有豐富的人性。

由大國操控的意識形態

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說,我一直認為臺灣基本上是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資本主義系統中的加工出口處,本身沒有自主性的經濟,而是由大國操控,早期是蘇聯或是歐洲,現在則是美國。這些強國把訂單丟給臺灣,臺灣就以其廉價勞力來生產,賺取酬勞,因此變得富有,卻也失去了自主性。近幾年來,臺灣的電子業比較興盛了,卻還是受制於國際市場,就是說美國一打噴嚏我們就感冒了。

一般而言,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這幾個地區都是典型的第三世界,以第一世界、第二世界馬首是瞻。比如說電影《泰坦尼克號》關我們什麽事?可是經由美國巨大的好萊塢經濟體制,它可以營銷全世界,成為一個夢想,一個偉大的、感人的東西,其實這是意識形態的傾銷,最後我們就會接受,就像現在穿衣服的方式、吃東西的方式,甚至談戀愛的方式,都已經跟第一世界一樣,我們也用這個意識形態去面對很多生命現象。

事實上,第三世界是很不自主的,從物質的不自主到政治、經濟的不自主,更重要的是意識形態的不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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