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再講講所謂揭發出來的問題都是什麽問題。這用聶甘弩的兩句詩就能概括:誰知兩語三言式,竟是千秋萬世名。聶甘弩就是三兩個人說了幾句話,就被抓了起來,最後判了無期徒刑。拿我說,是倒過兩三次黴,坐監獄就一次。我大學畢業21歲,被劃成反動學生,那是因為1964年我對反修鬥爭有些看法,其實都是學生之間底下聊天,對“三面紅旗”有些看法,對人性論、對自由、民主有些看法。結果沒讓畢業。1964年清理思想運動,人人過關,別人檢查得痛哭流涕,都過了。等到我檢查了半天,沒有任何人理我。我還很奇怪,這麽輕松就過了。可是那天晚上有一個跟我好的同學見我就痛苦,你有什麽問題你就趕緊交代吧,你要升級了。清理思想還是人民內部矛盾,等到反動學生,就是敵我矛盾了。原因一個是我的問題嚴重,另一個是我和張聞天的兒子很好。他在1962年離開學校,得罪了一批人。他的問題就讓我擔了。勞動改造了好幾年,是高教局領導下的,像右派似的。毛主席批示,這幫反動學生是極右份子。改造了三四年,文革又回到學校參加運動,到1970年才分配。所以我這個大學上了十年。

都是小事情,有一個更可笑,是科技大學的,無線電系,1965年畢業生,被劃成反動學生。他是四川自貢來的,讓他交代反動罪行的時候,他說不清楚。人家問他你有什麽反動罪行,他說我要結婚,系裏不批,我堅決要結,就被劃成反動學生了,理由就是有幾匹馬在那跑一跑。(笑聲)鬧了半天,才弄明白。反修鬥爭的時候,就是1965年初,所謂蘇修和東歐共產黨在莫斯科搞了一個”三月會議”,我們的留學生還有一些據說是亞非拉的革命學生,去到會議場外示威。蘇聯就派了警察去驅散,那是騎警。在播送這個節目的時候,就讓同學們看,說這修正主義多可惡,鎮壓我們的革命同學。他看完後說就幾匹馬在那跑一跑。黨讓你看是要激起對修正主義的痛恨,你覺得沒有什麽事。就讓他交代思想根源,他文科不太好說不清楚。人家就給他挖根源,說你父親幹什麽的?挑水的,就是那種最窮的“棒棒”。在哪挑水?國民黨區分部。是為國民黨服務的,你就是國民黨的孝子賢孫,最後被定為反動學生了。而且因為他的事情最輕、最少,他最不肯認賬,所以他就最倒黴。在中國很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只要你不是馬上被槍斃的,就要給出路,爭取過來,反過來對那些被認為是更壞的進行鬥爭。所以他在反動學生中的處境最糟糕,又不會搞好關系。

在中國就因為一點事情,就被耽誤了的太多了。有一個叫馬家華,他是1956年考上哈軍工的,頭腦非常好,會兩門外語,因為思想獨立,有時候就對系裏的教育不太服氣,結果被“三開”,就是開除學籍、開除軍籍、開除團籍。到1958年科技大學新成立,他又考科技大學,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可是1963年又被劃成反動學生了。現在70多歲了。我就說這真是一個人才啊,就因為幾句話,就因為思想跟大家不太相同。我們科技前進不了,我們老討論諾貝爾獎,說人家歧視我們,所以得不了。不是的。郭寶昌,拍《大宅門》的,我們倆上下鋪睡了四年半。就是說如果沒有這麽一個(運動),我們還能做點事呢。就是這種運動把那些年輕人整得。

我再說一個更荒唐的,我17歲上高中二年級,下鄉要深翻土地,要畝產小麥120萬斤。一麻袋裝得滿滿的小麥能裝200斤,120萬斤得裝6000麻袋,一麻袋放平了在地上要占6平方尺,一畝地是6000平方尺,擺滿了也就是1000袋,6000袋就要擺6層,有房子那麽高了。我說什麽麥稈能挺那麽高啊?(笑聲)結果說我破壞大躍進,開全校大會,把我轟出來了。後來曾子墨問過我這件事,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叫《生活的第一課》。我的生活第一課就是接受批判。不讓我勞動,說我老是影響大家的情緒,到大煉鋼鐵,我也沒去,到北京圖書館看書,結果回來在班上開了我一個批判會。幸虧我畢業的班主任對我算不錯,“操行”給我一個良,高二我是“中”,那是無論如何上不了大學的。遇羅克和我是一個年級的,他就得了一個中,其實他比我要求進步,也沒鬧過事,結果大學沒能上。

還有一點就是知識分子的文章。聶甘弩也有兩句詩:“文章信口雌黃意,思想錐心坦白難”。我們現在耍筆桿的,一天寫個兩三千字,也挺容易拿報紙發表的。聶甘弩他們這些解放前老知識分子,都主持過報紙,每天報紙都要填滿了,不能有空的地方,寫過你也就忘了。可到運動來了,讓你交代你當時是什麽黑心。為什麽我們現在看到報紙的文風都感到厭倦,因為從事報紙的經過這麽多年訓練出來的,我們每個人心裏全都有個檢查。我現在退休了,一年在報紙上也得發個四五十篇文章,有的時候寫到那,不用中宣部檢查,我們自己心裏全都有個檢查。它在檢查著自己,看著自己的靈魂。你覺得它就有一個黑燈。用唐代詩人李長吉的一句詩說,“鬼燈如漆點松花”。這種燈真是像漆一樣黑。現在好了,他不懲罰作者,但是他懲罰編輯。我們作為作者也不太好讓那些人代我們受過呀。

有一次我在中央廣播電台做一個節目_空中百花園,主持人是個小姑娘,姓劉,她說,王老師,我們這只有5秒鐘的間隔差距,就播出去了,您說話可摟著點,千萬別讓我下崗。所以我這說話就再三斟酌,稍微有點刺激性的句子就不敢說了。

我們整了那麽多運動,實際有多少是所謂的重要的大案子。難道我們整了那麽多人,就為了胡耀邦同志來做一件事:統統平反?為什麽第二次世界大戰紐倫堡法庭審的那麽多戰犯,沒有一個平反的?那都是事實根據定的。可是我們的運動都是根據一些雞毛蒜皮、無中生有來的,所以最後都要平反昭雪。我說這個世界上找不出來第二個像中國這樣的。蘇聯也搞過,但不是發動群眾式的,斯大林就是讓科克勃把人抓了,或者關起來,或槍斃完事,他那倒是簡單。(笑聲)中國就很複雜。

第三個階段就是運動後期。我講兩點。實際上揪出多少人都是按照比例來的,非常之可怕啊,就發生了非常荒唐的事情。有一個茆家升先生,他寫了一個《卷地風來-右派小人物紀事》,那裏面很多右派就是工人,連政治是怎麽回事都不知道,因為是按照比例來的。他舉了一個例子,有一個基層糧站,也分配了一個右派名額,找誰都不太適合,都有家有口,突然發現有一個叫方老三的,他們家三口,就把他劃成右派了,因為他們家還有兩個兒子,你說這叫什麽邏輯呀。包括著名相聲演員馬三立也是這樣的。本來馬三立的單位右派名額已經滿了,結果文化局其他單位不夠,就給他們單位增加了15名,改成20名了,這下就把馬三立捎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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