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後,這位最怕爬樓梯的老教授又來了。一坐下他就聲明這回不是代表大學,而是以一個對共產黨有些“了解”的老朋友來對我進行一些規勸。他講的大都是戰後中歐的一些事情:瑪薩裏克死的“不明不白”啦,匈牙利又出了主教叛國案啦。總之,他認為在西方學習過、工作過的人,在共產黨政權下沒有好下場。他甚至哆哆嗦嗦地伸出自指聲音顫抖地說:“知識分子同共產黨的蜜月長不了,長不了。”隨說隨戲劇性地站了起來,看了看腕上的表說:“我後天飛倫敦。明天這時候我再來——聽你的回話。”對於我說的“我不會改變主意”的聲明,他概不理睬。他只伸出個毛茸茸的指頭逗了一個搖籃裏的娃娃說:“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慮一下。”

西方只有一位何倫,東方的何倫卻不止一位。有的給我送來杜勒斯乃兄寫的一部《斯大林傳》,還特別向我推薦談三五年肅反的那章。有的毛遂自薦當起“參謀”:“你進去容易,出來就難了。延安有老朋友了解你?等鬥你的時候,越是老朋友就越得多來上幾句。別看香港這些大黨員眼下同你老兄長老兄短,等人家當了大官兒,你當了下屬的時候再瞧吧。受了委曲不會讓你像季米特洛夫那麼慷慨激昂地當眾講一通的,碰上了德萊季雷福斯那樣的案子,也不會出來個左拉替你大聲疾呼。”

於是,參謀出起主意了:“上策嘛,接下劍橋的聘書,將來盡可以回去作客。當共產黨的客人可比當干部舒服。中策?當個半客人——要求暫時留在香港工作,那樣你還可以保持現在的生活方式,又可以受到一定的禮遇,同時靜觀一下再說。反正憑你這個燕京畢業,在外國又呆過七年的,不把你打成間諜特務,也得罵你一頓‘洋奴’!”

那一宿,我服過三次安眠藥也不管事。上半夜是那一句句的“忠告”像幾十條蛇在我心裏亂鉆。後半夜我只要一闔上眼,就閃出一幅圖畫,時而黑白,時而帶朦朧彩色,反正是塊破席頭,下面伸出兩只腳。搖籃裏的娃娃似乎也在做著噩夢。他無緣無故地忽然抽噎起來,從他那委屈的哭聲裏,我仿佛聽到“我要國籍”。

天亮了,青山在窗外露出一片赭色。我坐起來,頭腦清醒了一些。

兩小時後,我去馬寶道了。臨走留下個短劄給何倫教授:“報館有急事,不能如約等候,十分抱歉。更抱歉的是害你自跑三趟。我仍不改變主意。”

八月底的一天,我把行李集中到預先指定的地點,一家人就登上“華安輪”,隨地下黨經青島來到開國前夕的北京。

三十個寒暑過去了。這的確是不平靜也是不平凡的三十年。在最絕望的時刻,我從沒後悔過自己在生命那個大十字路口上所邁的方向。今天,只覺得感情的基礎比那時深厚了,想的積極了——不止是不當白華,而是要把自己投人祖國重生這一偉大事業中。

一九七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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