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再復 林崗·論中國古代小說的敘事意識形態 4

故事說明朝天順年間,一位小官的小姐,名叫王嬌鸞。她自幼通書史,舉筆成文,出口成章,但及笄未嫁,所以常常臨風興嘆,對月淒涼。一日,因失掉了一幅香羅帕而認得了一位住在隔壁的年輕秀才周廷章。此後兩人詩書往還,漸漸你我不分。最後在侍婢的督誓之下,私下成婚。兩人信誓旦旦:“女若負男,疾雷震死;男若負女,亂箭身亡。再服陰府之愆,永墮酆都之獄。”自此以後,兩情歡洽的生活延續了一年有余。因為周廷章的父親重病而要告歸,為小的需要盡孝道,王嬌鸞便勸他歸省,兩人依依惜別。離別之後,情節急轉直下,周廷章去如黃鶴,杳無音訊,王嬌鸞抑郁成病,並且屢次派人前去問訊,一次失望接著又一次失望,最後終於明白真相,周廷章已經另娶他人。絕望之際,王嬌鸞自擬一首“長恨歌”,訴說自己的身世和與周廷章背著父母成婚之事,並且深悔自責:“妄身自愧非良女,擅把閨情賤輕許”。寫好之後,連同當初自擬的婚書一起,投寄官府,指望伸張正義,然後自縊而死。官府審明公案,判決周廷章三條罪狀:“調戲職官家女子,一罪也;停妻再娶,二罪也;因奸致死,三罪也。婚書上說,‘男若負女,亂箭身亡’。我沒有箭射你,用亂棒打死,以為薄幸男子之戒。”判決詞下,官府“喝教合堂皂決,齊舉竹棒亂打。下手時宮商齊響,著體處血肉交飛,頃刻之間,化為肉醬。滿城人無不稱快”。故事最後兩句詩是:“若雲薄幸無冤報,請讀當年長恨歌。”

這篇話本小說的敘事風格前後很不統一。故事的前半部分,就是兩人私訂終身,明來暗往的時候,敘述得十分纏綿悱惻,楚楚動人,情節的發展方式雖然有點兒陳舊,離不了書生小姐相愛,侍婢在其中往返傳情,有情人終成眷屬的老套子。但因為作者穿插了許多詩詞,寫得美妙動人,所以還有可觀之處。但故事的後半部分,則充滿方巾氣、陳腐氣。敘述者那種同情心全看不見,特別是用幸災樂禍的筆調描寫周廷章受刑更使人慘不忍睹,作者正是在玩味殘忍和欣賞殘忍。周氏被打成肉醬,這麽慘無人道的事情,竟然“全城人無不稱快”,令人懷疑作者筆下的那個城到底是人間還是地獄。這種寫法如果不是反映了敘述者的變態就是反映了全城人變態,而在虛構小說裏,全城人變態最終也落實到作者的變態,因為作者對殘忍的愛好簡直到了愛不釋手的程度。

前後兩部分敘述風格如此的不同,而敘述者卻毫無困難地把它們合起來,就是因為敘述者需要處理的不僅僅是一個愛情悲劇的故事,而是一個因果報應的故事。作者在敘述裏滲透了自己對人世間的看法,這就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每一種因都為自己今後行為種下了果,而任何的果都可以回溯到它的因。至於什麽樣的因會產生什麽樣的果,則要看敘述者認同的道德標準。在這個故事裏,作者認同的顯然是禮教對兩性關系界定的標準:可以發乎情,但一定要止乎禮;男的不可棄糟糠之妻,女的必須從一而終。道德觀念的正當性在這裏並不是問題,我們的意思不是說作者必須站在大眾道德的反面,做反潮流的鬥士。說實在的,作者也不是鬥士。但作者同樣不是大眾道德的應聲蟲。這篇話本的作者可憐的地方在於他完全自甘墮落地做了大眾道德的應聲蟲。所謂故事敘述裏的世俗視角,就是作者完完全全認同世俗的道德標準,以至於把外在的道德標準當成自己觀察人生、解釋故事的思想資源。在這方面,《王嬌鸞百年長恨》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作者選擇認同大眾道德的標準之後,他就逃避了作為一位作家的責任。因為他在追問元兇首惡,而且是按照世俗的道德標準判決人世間的是非善惡。嚴格地說,他做了一件不需要他去做的事,講故事的人沒有必要,也沒有責任那樣執著於做一個虛構的法官判決人間的是非善惡。現世的事情由現世的原則去管就好了,作為一個講故事的人,何必這樣多管閑事?文學是關於靈魂世界的事情,在這個超越世俗的世界裏,我們不知道誰是首惡,也沒有必要追問一個具體的兇手。也許人人都是,也許人人都有責任。懲辦了兇手之後這個世界照樣不得安寧就是最好的證明。作者為什麽不在虛構作品裏探索人生的這一面呢?答案只有一個,他想逃避作家的良知責任。他只想簡單從事,用“世間法”解釋他虛構的事件。這樣的故事只能嚇住愚蠢的讀者,但是就連愚蠢的讀者也是不會動情的。歸根到底,他的寫作是失敗的。

逃避責任的寫作所能起的作用只是對人的恐嚇,而不是讓人動情。按照敘述者解釋故事的邏輯,故事裏的兩個主要當事人都是不同程度的咎由自取。他們為私情誘惑,違背禮教的教誨,違反了一個關於人生幸福的最完美的方案,得到了一個自縊,另一個被打成肉醬的下場,完全是順情順理的。下場雖然是慘,但卻沒有任何可以同情之處。因為他們自絕於幸福。故事表明,他們是自己下場的元兇:罪有應得。故事處處暗示他們怎樣一步一步走入自己挖掘的墳墓。王嬌鸞開始壓抑不住私情,竟傷春而病,後來瞞著父母,私享快樂。終於寫下了自己後半截的後悔,寫下討伐周廷章的長恨歌作為自己一生的句號。作者為了諷喻世人,哪怕寫到王嬌鸞的最後一刻,敘述者也選擇了冷漠收場的筆法:

是晚,王嬌鸞沐浴更衣,哄明霞出去烹茶,關房門,用杌子墊足,先將白練掛於梁上,取原日香羅帕向咽喉扣住;接連白練打個死結,蹬開杌子,兩腳懸空,煞時間三魂飄渺,亡魂幽沈,剛年二十二歲。正是:始終一幅香羅帕,成也蕭何敗也何。

這種關於死法的敘述,與其說是從容,不如說是羞愧。一個羞愧的王嬌鸞對作者非常重要,因為只有羞愧的王嬌鸞如此去死才能使故事帶上明確的目的性:悲切的下場,咎由自取的結局,也只有這樣的故事才能警戒後人切勿重蹈覆轍。用禮教的道德標準和因果報應的思想模式來解釋自己敘述的故事,於是敘述者就放棄了寫作中的責任,放棄了挖掘人物內心覆雜的精神世界的努力,放棄了理解人和萬事萬物的諸多覆雜性的努力。一句話,放棄了良知的責任。比如,作為讀者,我們很想知道周廷章在分離之後是如何看待這一段纏綿悱惻的感情,他有沒有依違兩間的內心沖突,他另娶了一個女人之後是不是幸福?我們很想知道,周廷章在王嬌鸞的心中占有什麽地位,她除了憎恨那個背叛者之外還有沒有別的感情?她能不能設想除了覆仇以外的方法來擺脫自己生活的深淵?我們很想知道這一切,可是,作者關於這些一句話都沒有涉及。當然,我們也知道,如果作者涉及了,他就不是這篇話本的作者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他涉及了,就會完全改變了他寫作的初衷。因為作者是順從現世功利目的的,作者沒有他自己的主體意識,敘述成為道德意識形態的奴隸。作者不能想象另一種寫作。敘述本來可以使人離開世俗的眼光,提供一個不同於現世的天地,讓讀者在這想象的天地裏漫遊、沈思,敘述本來可以讓讀者以非世俗的方式重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敘述本來也可以使讀者超凡脫俗。但是,這一切卻沒有發生。敘述被現世緊緊抓在手裏,毫無自由,不但不能顯現出自己在人世間的本來面目,反而充當了道德意識形態的工具。完全可以肯定地說,逃避責任的敘述是一種敘述者的主體意識已經死亡的敘述。因為作者不是在敘述之中,我們看不到他的性靈,看不到他對人生的獨特的觀察和理解。敘述者試圖要告訴讀者的那一些,除了故事的框架讀者不知道以外,其他一切都似曾相識。作者在敘述中所做的,不過是將它們在新的故事框架下再說一遍,再抄一番。也正因為這樣,敘述順理成章納入了道德意識形態的一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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