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尚詩:以鄉土的名義——鄉土中國的這麽多年(4)

解放區文學的發展模式的在政治的推進下駛上了單向道,強調與配合政治口號則忽視了文學自身規律的探索;強調工農兵方向,“知識階層”作為一個亟需獨立的階層被取消了獨立性,文學降低了文學性的要求,“精英”這個詞語失去了合法性;強調廣大農民“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則抹殺了文學作品中理應有的高雅部分。

解放區的文藝指導思想《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提出了文藝“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而所謂的“工農兵方向”完全是個政治概念,它抹殺了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和人格尊嚴。如果說在戰爭的強力下,所強調的不得不是集中統一,不容許過多的個人自由,藝術家要消除其自身價值觀中的自由主義傾向,那麽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其文化政策又是怎樣呢?

兩個“鄉土”的糾葛

自從“救亡”壓倒“啟蒙”,其附帶的不健康因素被繼承在新建立的國家政權之內。“救亡”所帶有的暴力、集權、壓制深深影響了這個國家的文化政策。從“啟蒙”的角度來看,“救亡”被定性為“以農民為主力的革命戰爭”(15),“救亡”壓倒“啟蒙”本質也就是“具有長久傳統的農民小生產者的意識形態和心理結構,不但擠走了原有一點可憐的民主和啟蒙觀念,而且這種農民意識和傳統文化心理結構還自覺不自覺地滲進了剛學來的馬克思主義思想中。”(16)馬克思主義和農民意識的相互滲透和塑造,則構成了“救亡”最為核心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對啟蒙觀念,民主、自由、個性的壓抑和排斥,則導致封建集權的復辟。李澤厚這樣論述:

隨著這場“實質上是農民革命”的巨大勝利,在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或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的名義下,被自覺不自覺地在整個社會以及知識者中蔓延開來,統治了人們的生活和意識。以“批判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為特征之一的整風或思想改造運動,在革命建設時期曾大獲實效;在和平建設時期的一再進行,就反而阻礙或放松了比對資本主義更落後的封建主義的警惕和反對。特別是從五十年代中後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義越來越兇猛地假借著社會主義的名義,高揚虛偽的道德旗幟,大講犧牲精神,宣稱“個人主義乃萬惡之源”。(17)

這種意識形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初三十年一直籠罩,由於政權是建立在農民革命的基礎上,農民階級在政權中的位置擁有概念上的優越性。統治階層假其名,執行的政策則深深傷害“鄉土”,中國鄉間最廣大的農民始終處於弱勢狀態,其浮沈的生活狀態與中共政策息息相關。曲解馬克思主義的部分內容,以農村為共產主義的實驗基地,這種傷害則是毀滅性的集體的傷害。

新政權中政治與文化的關系也體現出馬克思主義和封建民意識的相互滲透和塑造——政治的強權如何改造鄉土中國,如何強奸文化。

新中國的文化政策始終強調廣大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即是鄉間的農民,當被新政權幹預下的文化打量其農村時,沒有比新中國的鄉土文學更具有說明效益了。在集中觀察建國以來農村鄉土小說創作之前,需要厘清政治、文化、經濟之間的關系,因此,費些筆墨介紹一些有關邁克爾·沃爾澤在《正義諸領域》中所集中呈現的一個政治理論是很有必要的。(18)

C代表culture,P代表politics,E代表economy。“文化”的核心要義是love——愛(這是任何文學作品中不可或缺的最基本要義),“政治”的最重要表現是power——權力,而“經濟”則是value——價值(這是商品經濟的基本要素)。這三者之間是絕對不能互相幹涉的,處於相對獨立的空間內,被三條線分開。如果“文化”被“政治”幹預,power主導love,那麽文學作品將是政治的“傳聲筒”,愛則不再純潔,失去本真——這也是政權關系中,運用強權關系去玷汙、霸占愛的表現,人的私欲在這個層面上被凸顯;而當“經濟”影響“文化”,那麽文學的運營規則將以利益(value)為標準,當文學創作者的眼光瞄準在“利益”上,從創作者到出版商,從出版商到運營商,這一系列的文化消費必定銷蝕文化的精英性。(此時中國的情況當屬如此,市場經濟帶動物質消費,而純的精神消費則處於積貧狀態,文章的最後一部分會討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它們兩者的關系——當“政治”幹預“經濟”,則是“權力”淩駕於“價值”之上,這樣在經濟領域則是一場災難,計劃經濟形式,以及不健全的市場經濟中的國家壟斷形式都是這種後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三十年正是政治處於最強勢的狀態,在經濟領域實行計劃經濟,不允許市場的自我調節。

在文化領域則處於政治的全面幹預狀態。在這種背景下,我們考察建國後的鄉土小說,才可以掌握全局,擁有更開闊的視野。

所謂兩個“鄉土”,一種是國家政權幹預下的,成為政治“傳聲筒”的文學描述中的“鄉土”,這一部分的作家與時代共名,或處於被強迫,或真心歌頌政權。它的極端是以浩然小說和楊朔散文為代表的純歌頌政策的文學作品。在大部分的作家作品內,這種政治的“鄉土”大部分地留存在其作品內,如趙樹理、周立波、丁玲等,雖沒有《金光大道》、《艷陽天》那麽極端,作品仍與政治共名,以傳達政策、歌頌“新生活”為主要目的,這種“鄉土”是虛偽的,無生命力的,它暫時的生命力只在於政治的護航,與文學已經脫離關系,注定被時代淘汰。另一種“鄉土”是指文學上的“鄉土”,這種鄉土繼承新文學傳統,反映“地方特色”和“風俗畫面”,體現民族性格和民族氣派;這一種“鄉土”在建國後始終處於主流話語的邊緣,它主要體現在以孫犁為代表的“荷花澱派”,當然,這種“鄉土”(它當然也代表著“文學性”)也點點留存在那種與時代共名的文學作品中,如周立波的《山鄉巨變》。也正因這一點,讓作品能在文學史中有恒久的地位。

下面就著重看一看兩個“鄉土”在趙樹理、周立波和孫犁的作品中,不一樣的呈現。

趙樹理的鄉土小說始終有“問題意識”,趙樹理自己也坦言做一個“文攤文學家”(19),稱自己的小說為“問題小說”(20),他說過:“我在作群眾工作的過程中,遇到了非解決不可而又不是輕易能解決了的問題,往往就變成要寫的主題。”(21)他的鄉土小說自覺地寫給農民看,試圖提高農民的覺悟,自覺地依附於傳統的形式,民間傳統(民歌、鼓詞、評書、地方戲曲)成為他的關注對象。趙樹理給自己的作品冠以“通俗故事”的名號,注重的就是“通俗”性,就是“通俗化”、“大眾化”的敘事形式,這也是對《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徹底貫徹。他的思想啟蒙與文化批判,是與政治意識形態和現實的權力、經濟等的實際運作聯系在一起的,小說內容以工農大眾的解放為主要任務。他的鄉土小說的內容也更為注重農民的政治地位,物質生活。不再以一個居高臨下的知識分子的視覺角度來俯視鄉間農民,而作者帶有鮮明的階級感情。也正是與政治的一致性,制約了作家的文化思考,無法進行像“五四”鄉土小說作家們那樣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和思想啟蒙。與政治的一致性,導致了其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單一薄弱,真正復雜性格往往出現在“落後人物”、“中間人物”身上——而這些人物恰恰是政治強力的“漏網之魚”,(或者說作家有意塑造他們的掙紮,在這一點上,作家的發揮余地是更大的),他們真正體現著生活在這個廣闊時代內,一個矛盾個體的心路歷程,從這個角度來看,但凡政治疏離文學一些,那麽文學必將綻放美麗的花朵。與政治的一致性,導致了趙樹理鄉土小說中功利的一面:以解決問題為主,那麽必將忽略“文學性”。力圖讓廣大農民看懂,就不得不以敘述線條單一的故事為主,將人物描寫與風景畫、風俗畫的描繪融化在故事敘述之中。他的鄉土小說只是題材和內容貼近“鄉土”,放棄了“地方色彩”和“風俗畫面”。趙樹理小說給一般讀者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作品內經常出現的“板話”、村言俚語、歇後語、民謠等富有民間氣息的文學語言。作家也正是想通過這種“喜聞樂見”的形式來揭露農民性格中落後的封建性,這在另一方面也確實扼殺了“文學性”。單一敘事優先的模式消解了文學的生命力,把最能體現“風俗畫”、“人情美”和“人性美”的“地方色彩”和“異域情調”消除,這種“鄉土”體現不出文學味兒。在趙樹理鄉土小說中,很難看到純粹的景物描寫,至多是物的堆砌,對物的交代也是以人物性格、情節發展為中心。

周立波的鄉土小說則處於兩個“鄉土”糾葛之間,他無疑也是站在時代共鳴的立場上。但在《山鄉巨變》中讀者卻可以看到一個與嚴峻危急的政治空間完全不同的審美空間,作品中可以看到自然、明凈、清新、樸素的日常生活場景和自然、醇美、和諧的人情風味,有著鮮明的藝術語言和創作個性。作品中大量的畫面展現出了“人情美、鄉情美和自然美”,(22)而這正是鄉土小說不可或缺的“地方色彩”和“異域畫面”。這種對風俗人情和風景畫面的描繪使周立波的鄉土小說有了一定的詩情畫意。與趙樹理的鄉土小說相比,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孤立地使用‘民族形式’和‘民間語言’說明不了小說的真正藝術成就。”(23)

孫犁則是與趙樹理同時崛起的另一派別的代表人物。孫犁筆下的“鄉土”便是另一個“鄉土”,這種“鄉土”代表著文學性,代表著審美價值,代表存在於文本里的另一種真實。孫犁的鄉土小說趨近京派的審美趣味,更加注重敘事藝術的典雅化和高貴化,著力追求詩情畫意之美,文章散發著濕潤泥土和清澈流水的芬芳氣息。小說風貌清新秀氣,素雅自然。作家“懂得藝術是一種間接的‘隱現’,作為‘荷花澱派’的創始人,他的風格是與整個世界性的鄉土小說審美主旨相接近的,在他的小說中,那種強烈的世界觀意念被化作一種‘背景性’的描述,而將筆墨集中於對風俗人情的描繪,以及對風景(風景描寫中隱含濃郁的‘異域情調’)”(24),他的小說真正具有“中國氣派,民族風格,地方特色,鄉土題材”。

兩個“鄉土”的糾葛只不過是文學與政治糾葛的縮影。以趙樹理、周立波和孫犁為例,可以看到建國後,作家不同的藝術追求與創作原則,不同的藝術水準與藝術操守。在作品中,也可以看到鄉土中國在政權易變下的不同場景。

鄉土遭遇商業——只有平庸的時代,沒有偉大的作品

八十年代,中國由死胡同轉入另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這一道路更加沖擊著中國的鄉土性。如果說,之前的“現代化”進入鄉土中國的視野是被動的,知識分子們以前所未有的眼光打量“現代化”的朦朧面目;那麽這一時期的以“商業化”為代表的現代性氣息在中國主動打開國門之時,一湧而入。在鄉土上、工廠里勞作的人們經歷了混亂革命年代的修整與摧殘,帶著惶惑和欣喜來擁抱這一事物。國家政策上的轉變也透露出政治上的現代性,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終於讓農民暫時擁有不屬於他們的土地。被經年的饑餓感束縛的農民燃燒起積極性——產量成為這個國家的重要關懷。經過三十年的自我折騰,中國實在沒有辦法以豁達平和的胸懷看待經濟生產方面的貧瘠與荒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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