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革命詩人·石川啄木(4)

最後,在詩歌語言方面,雖然也有簡潔明快的詩篇,如《睡了的京城》等。但總的說來,卻是模仿的、艱澀的,漢文調子較重,而且不夠凝練。這除了反映初出茅廬的詩人尚且不夠成熟外,也反映了當時浪漫主義詩歌語言正在走向成熟的過程之中,就是那些更有才能和影響較大的詩人,也還在努力摸索之中。《憧憬》的這些特點,說明石川啄木作為一個新進的浪漫主義詩人,他的詩歌藝術還不夠成熟。他一方面承受了前輩詩人的影響,同時也帶著自己的特色進入詩壇。這些詩作,出現在明治時期浪漫主義詩歌即將走向衰落的前夕,世紀末思潮在詩歌領域已經產生影響的情況下,自然應該予以歷史的評價。作為石川啄木的詩歌的出發點和他所反映的詩歌領域的問題,確實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而不應忽視。讓我們引他的《海鷗》(1904)一詩的後半部分看看吧!

 

……

啊,逍遙的天使喲!

你佇立在世俗的羅網環顧西東,

你打開了清凈之門的逍遙的精靈!

然而喲,我們這些大自然的寵兒,

怎麽能飛上那宛如天國的路程。

 

在這兒,會聽得清,

這只海鷗的歌聲:

 “只因我是逍遙的天使,

才有自由愛情的夢。

我住在朝霞下盛開的白蘋的馨香里,

聽那洶湧的濤聲起伏奔騰。

光明與黑暗不斷地湧來,

永恒的勇敢的歌,

正是譜寫大無畏的人生。”

 

啊,我的朋友,

我有一個心願:

你可否將閃光的永不疲倦的雙翼,

暫借給我——你這無翅的夥伴。

什麽地方有你,

就吹來和平、快樂的熏風,

就有黃金似的太陽照在雲端。

然而啊,

人間的國度里,

汙穢的風吹得久長,

自由的花朵多年棄之於地,不朽與詩的純真早已淪亡。

 

(于雷譯)

 

詩集《憧憬》雖然是啄木的豐碩成果,但它並沒有在解決經濟生活方面為啄木提供什麽。於是,他不能不帶著一顆怔忡的心,離開東京,踏上歸途。途中路經仙臺,他訪問了著名詩人士井晚翠(1871—1952)。這時,他的家已經遷出了澀民村的寶德寺。5月30日,在啄木尚未歸來的情況下,舉行了罕見的“新郎缺席”的婚禮。六月四日啄木才提著一把小提琴,作為贈給節子的禮品,回到家里。他們在盛岡市內安置了一家五口人的新居。一對新婚的夫婦,曾共同寫了題為《涼月集》的短歌十首,發表在明治三十八年(1905)八月的《明星》上,反映了他們幸福的新婚生活。

為了推進詩歌事業,九月,石川啄木在家鄉和友人大信田落花創刊了文藝雜志《小天地》。他自任主編,父親石川一禎做了發行人,他的家就是《小天地》雜志的發行所。這份雜志的創刊號上,共有三十多位著名作家、詩人、劇作家、評論家執筆,其中,如巖野泡鳴、正宗白鳥(1879—1962)、綱島梁川、小山內薰(1881—1928)以及與謝野鐵幹等。《小天地》的這一陣容,自然會博得詩歌界好評。但終因啄木患病和經濟困難,只出一冊即宣告夭折。這當然是啄木痛心的事情。然而,他的創作欲有增無減,繼續寫作投稿,先後發表在《明星》、《時代思潮》、《白百合》、《曉聲》、《明信片新詩》等刊物上。不過,微薄的稿酬終究不能成為他和家人糊口的依靠,一家五口的經濟重擔,就這樣整個地壓在一個年方二十歲的青年詩人身上。

 

顛沛流離,奔走謀生

 

《小天地》雜志的夭折,又給他增加了債務,去美國的計劃也落了空,這對啄木也是一次不小的打擊。他們一家在盛岡住不下去了。1906年2月,他到了住在函館(北海道的一個城市)的姐姐那里,去尋求一條謀生之路。結果,沒有達到目的,住了四天就回到家里。一家人無可奈何地又搬回澀民村,住在一個農戶家里。他重新回到了自己童年生活過的村莊,但卻回不了寶德寺。那里的寺廟、樹木、河流、鳥語、花香,景物依舊,人事已非,怎能不引起他對往昔的懷戀和惆悵。

 

故鄉的寺院長廊里,

夢見那

踏在小木梳上的蝴蝶。

 

心里暗想,

我再回到孩提時代,

跟人們搭話。

 

回憶中的甜蜜,倒增添了精神上的痛苦。他的父親經受不起這種刺激,早已到遠遠的青森縣,投奔他的師父葛原對月(內兄)去了。啄木只好振作起來,一方面跟與謝野夫婦聯系,寫些詩歌和小說,換點稿費,一方面當上了母校的小學代課教員,然而,這也沒有解決他一家人的生活問題。

這時的日本,雖然以自己的勝利結束了日俄戰爭,但是,東北地區歉收多雪,勞動人民饑寒交迫。東京市民為了反對電車費漲價,在社會主義者的領導下,展開了鬥爭。明治政府出動軍隊加以鎮壓。這些嚴酷的社會現實,使日本人民的民主思想更加增強。四月,石川啄木在征兵檢查時,因體弱的原因,免除了兵役。在《澀民日記》里,他寫道:“以我為首被免除兵役的人,都很精神,合格者反而特別消沈。新的形勢的發展,也從這方面表現出來。”侵略戰爭背後的悲劇,使他對戰爭的認識比以前深刻了。同時,反抗不合理的社會現實的浪漫精神和熱情,也更加強烈了。

這從他在澀民村一年的生活里可以看得很明顯。

他回到村里做代課教員,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他從小被村里的一些人看做“叛逆兒”,因此,有的人便進行抵制。但是,由於啄木嶽父的奔走,郡視學的關照,才得以任用,擔任初小二年級的教學工作,月薪八圓。這是一所擁有283 名學生、4 名教員(包括校長在內)的兩級小學。啄木本來無心做一名教師。他感興趣的是,以為靠“天才教育”、“自由教育”可以培養出一批人才。他把改革故鄉子弟的惡弊陋習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並蠻有信心地自稱為“日本數一的代課教員”。

他要在學生中間培養他們的自治精神,糾正村中的男女紊亂的習俗,培養一種自覺向上的精神和新的道德風尚。這是一種可貴的抱負。他的熱情和努力,博得了學生的尊敬。在《日記》里,他寫道:“古人的教育同今人的教育的差別主要在於其標準不同。古來以‘大’為標準,如今以‘小’為標準,因此古人的教育產生偉人,今人的教育扼殺天才,造就平凡。”“我畢竟是個詩人,而只有詩人才是真正的教育者。”他肯定了詩和藝術的教育作用,批判了逐漸軍國主義化的明治教育。本著這種教育觀點,他上任不久,就給高小學生課外教授英語。秋天,又在自己的家里,領著部分學生搞起“晨讀”來。他認為,文部省規定的教學大綱,不過是“教育的假象”,修身、算術、作文三科,他完全根據自己的想法進行教學。他還反對一些不適當的規章制度,如不許教師和學生在盂蘭盆節(一般在七月十五日舉行的祭祀祖先、施舍餓鬼的節日)參加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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