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外旅行時,總習慣讓我的對話者談他自己最熟悉的事,這樣,通過和別人交談(那是可能有的最好學校),我就可以學到些東西。


船夫只談風向,

農夫只談耕牛,

武夫只談傷口,

牧人只談羊群。


因為通常的情況恰恰相反,人人都喜歡談本職以外的事,認為這樣能獲得新的聲譽。阿希達穆斯對佩里安德的指責就是例證;他批評後者放棄名醫的榮譽,卻去當一個蹩腳詩人。

妳瞧,凱撒談起他的建橋造械設想來喋喋不休,可是,當他談論他的本職工作,他的英勇和用兵才能時,就找不到話說了。他的功績證明他是位傑出的戰將,而他卻想讓人知道他是位傑出的工程師,這種才能與他的職業不大有聯系。

一位有法學稟賦的人,近幾天被帶去看一間事務所,那里有各種法律書和其他書籍,他卻找不到話題談論這些書,可是,他見樓梯上有一堆用作障礙的大桶,便生硬而武斷地大發議論,每天遇見這一路障的官兵為數不少,卻誰都視而不見,毫無感覺。

老獄奧尼修斯是位卓越的軍事家,這跟他的地位很相稱;但他卻特別想在寫詩作韻上出人頭地,盡管他對此一竅不通。這真是:

老牛想馬鞍,馬駒想犁頭。——賀拉斯

這樣做事,終究一事無成。

因此,應該叫建築師、畫家,鞋匠和其他人談各自內行的事。關於這一點,我讀史書時,總習慣注意作者是誰,因為人人都可以寫歷史:如果作者是專職文人,那我主要想學文體和語言;如是醫生,我則更願意相信他們說的天氣、君王的身體及性格、他們的傷痛和疾病;若是法學家,便從中了解法律上的爭論與法規,國家機構,如此等等;要是神學家,就注意教會事務、教士職責、寬免及婚禮;如是朝臣,就得聽他們講風俗與禮儀;倘若是軍人,就得對他們的任務,尤其是他們親身經歷的戰績感興趣;如果是大使,就把注意力放在謀略對策和陰謀詭計及具體做法上。

’因此,我在別的史學家那里所忽略的事件,可能會在讀朗熱老爺的敘述時格外注意,仔細研究。朗熱老爺記敘了查埋五世皇帝在羅馬紅衣主教會議上對法國國王的警告。法國使節德·馬斯貢紅衣主教和迪維利老爺在場。查理五世發表了很多侮辱法國的言論,譬如,他說假如他的將士和臣民不如法國國王的將士和臣民忠誠和虔誠,他就立即套上繩索,去向法國國王求饒(他似乎很認真,因為以後他又說過兩三次);他還向法國國王發出挑戰,要他穿著襯衣,用刀劍到船上同他決鬥。朗熱老爺繼續敘述說,那兩位法國使節將會議情況向國王發了急件,但隱瞞了最要緊的部分,甚至上述的兩個內容。然而,我深以為怪的是,一位大使竟有權擅自取捨應向主子匯報的警告,尤其這警告至關重要,它來自這樣一位人物。發表在這樣嚴肅的場合。我認為,奴仆的職責是忠實反映事物的真相,以便主人能夠自由地決定、判斷和選擇。擔心對方會因為不冷靜而做出錯誤決定,便隱瞞事實真相,這種行為應屬於當權者,而不是受命者,屬於監護人或導師,而不是在權力和才智上都低一等的人。無論如何,我可不願別人對我這樣。

我們總愛找借口擺脫別人的指揮,而讓自己發號施令。人天生向往自由和權力,因此對上司來說,沒有什麽比下屬真誠而質樸的服從更寶貴的了。

若是選擇性而非從屬性服從,那就歪曲了服從的性質。舉克拉蘇為例。此君在羅馬人眼里可謂福星高照。當他在亞洲任執政官時,命令一位希臘工程師把他在雅典看見的兩根船桅中最大的一根給他運來,他想把它做成炮臺機械。那工程師自以為知識淵博,便自作主張,給他運來了很小的船桅,在他看來,這自然是最合適的。克拉蘇耐心聽他陳述理由,爾後將他鞭打了一頓。對他而盲,紀律比工程更重要。

然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認為,這種強制性服從僅指具體而確定的命令。大使的任務比較自由,許多情況取決於他們的才幹,他們不單要執行主人的意願,還要向主人進諫,幫助主人產生或糾正意願。我看到,當今的一些指揮者受到了國王的責備,因為他們只顧不折不扣地執行國王的命令,而忽視了實際情況。

聰明人還指責波斯國王的做法:他們給使者和副官的命令總是具體而微,芝麻大的事也要依賴於他們的指示;這樣做,勢必會耽誤時間,而在他們的長期統治中,國家事務常常因這種時間的延誤而蒙受慘重的損失。

就連克拉蘇也給一位內行寫信,一面告之對方打算如何使用那根船桅,一面不也似乎和對方商討,征求意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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