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中國的邏輯》禮讓的邏輯

對於生活已有七八年的北京城,我始終無法擺脫一種感覺,即可惜,可惜在於城市運轉的暢通度很落後。如今,北京市民的生活壓力前所未有的巨大,其程度絕不亞於其他國際大都市,包括東京。壓力來源之一,在我看來,明顯是城市運轉的不暢通。

“不暢通”牽涉到:淩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晚上、半夜;學校、醫院、政府樓、寫字樓、馬路、地鐵、火車站;堵車、搶位、插隊、強盜、闖紅燈、官僚化手續。無論時間、地點還是原因,不暢通發生的背景錯綜復雜。這一狀況在北京奧運的前後也幾乎沒有變化。

城市為什麼如此混亂?生活為什麼如此緊張?居民為什麼如此壓抑?首先可以找到兩層原因:第一,北京正處於迅速崛起的發展階段,發展是硬道理,緊張也好,壓抑也好,都是必經之路,不可避免。第二,政府采取的公共政策、制度設計必須加以完善,那些既不合理又不人性化的政策和制度早晚需要加以改正。可是,運轉不暢通的責任僅僅歸結於國情和當局是很受局限的。本著這一立場,我要提出第三個層次,即公民社會對此非有所反應、有所付出不可,需以公民的力量提高城市運轉水平。

看看兩個比較典型的例子:

北京任何一個十字路口,都擁堵著汽車、自行車和行人。大家很忙碌,卻無序。政府作為“奧運政策”投入了大量的交通指揮員,十字路口的混亂得到了一定的緩解,產生了一種秩序,這是依靠自上而下的公共政策的“有序”。不過,它不是根本的改革,更不是健康的改良,無論是開車的、騎車的還是行走的,只要找到一點空間,或者指揮員不認真執行任務的時刻,就毫不猶豫地闖過去,然後覺得取得了勝利,給自己小小的生活安慰。

北京地鐵站可以用“人海”來形容,尤其在上班的高峰時間令人發悶。乘客們一邊註意自己的隨身物品不被偷盜,一邊對擁擠、郁悶的環境感到厭煩,匆匆忙忙地上車下車。某個星期一的早上,我從四惠坐到國貿,裏面擁擠得要命,沒法走到下車的位置。我下決心勉強、用力地擠過去。但緊接著大量的人沖上來。結果,我被擠到原來的位置。無可奈何,只好到下一站永安裏下車。返回國貿的時候發現,跟我遇到同樣尷尬局面的乘客還不少。偶然與原來北大的同學相逢,他對我唉聲嘆氣道,“本來是要開早會的,已經來不及了”。

我知道,在這裏拿出東京的經驗解釋北京的現狀也許是“犯規”的,兩國的國情不同,發展程度不同。我也知道,中國人是最討厭被日本人教育的。但我作為一個來自日本的老外,只能用親身的經歷去解讀眼前的現象,希望中國朋友能夠諒解。

東京任何十字路口也充滿汽車和行人,自行車少一些。與北京不同的是,市民是忙碌而有序的。我不覺得政府為城市運轉制定的規則比北京多,東京交通指揮員的人數也遠不如北京。

東京地鐵站同樣是個“人海”,其程度甚至超過北京。與北京不同的是,乘客從不擔心自己的隨身物品會被偷走,而是平靜地看書,各忙各的,互不幹涉。越是上班高峰期,秩序越井然有序。乘客們憑借日常經驗準確了解什麼時候、哪個車站很擁擠,無論是上車的還是下車的,都提前做好行為和心理上的準備。站在車門旁邊的乘客們,先主動下車,讓裏面下車的乘客下好車,確認沒有人要下車後,“率領”新乘客重新上車。大家早就達成了默契,不需要打招呼,更不需要表達謝意或歉意。

東京市民之所以如此扮演角色,恰恰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和權利。大家都很清楚,不自覺遵守“潛規則”是犯規的,結果則是本人受損、吃虧。誰願意在交通堵塞、地鐵無序的地方生活呢?如果你想享受輕松、有序的生活,那麼,以先退一步的方式,求進兩步,抓住更多、更廣、更好的利益是應該達成共識的。動機是自私的,結果卻是和諧的。

話又回到北京,只有大家認識到以退為進這一潛規則的前提下,每一個市民的生活質量才能被保證。背後的邏輯是以人為本,思想則是和為貴。

其實,上述所說的“先退一步,後進兩步”歸根結底要探討的問題是:“禮讓”憑什麼?

我2010年以後經常回國,在日中兩國之間跑來跑去。早上還在東京坐著像蛛網一樣復雜的地鐵,用硬幣買票,必須看著地圖才能避免坐錯。下午已經到北京,拿著一卡通坐著相當熟悉的京城地鐵,感覺很奇特和別扭。

東京的地鐵只能用有序和安靜來形容。早晨的東京,比北京多得多的人在換乘通道上徹底分成左右兩邊走來走去,只有腳步聲。我最近一次是陪同一位中國高官訪日的,他看到這一場景嚇了一跳,並發現通道上只有自己的聲音。他說話聲音特別大,像在國內一樣不顧周圍大聲說話,結果被警察注意到,人家真以為破壞秩序的“瘋子來了”。

到了自動扶梯,左邊是站著用的,右邊是用來行走的,乘客們很默契,沒人違規。高官很不習慣,我站在左邊,他為了與我聊天,自然到了我右邊,結果把路堵上了,後面的人就開始用眼神罵他一頓,絕不開口。這就是無形中的壓力。

走到站臺,車來了,乘車高峰時間,車廂裏人特多,沒有空間。即將上車的乘客們自然排成兩隊,靠近車門但還不下車的乘客先主動下車,讓要下車的人先下車,然後接著上車,最後新來的乘客們上車,沒有造成任何矛盾和擁擠。

下午到了北京首都機場,先坐機場快線,到了三元橋站,換乘十號線,大概6點多,相當擁擠。不像東京乘客們那般默契,北京乘客的素質和意識五花八門,沒有一條有規矩的。要上車的人在車門的中間站著,阻擋著要下車的乘客,造成摩擦。原來靠近車門附近並不下車的乘客也不下去,堅決在那裏忍著,結果裏面要下車的人無法下來。該下車的人還沒下車時,已經有大量新乘客上來了,造成至少幾個人下不去車。

聽日本長輩說,上世紀60年代,東京和大阪的地鐵也沒有今天那麼順暢,經常發生摩擦。今天北京糟糕的地鐵秩序也不要緊,要慢慢來。從地鐵文化的過渡階段看,指望乘客們像東京那樣形成默契是不切實際的。所以,政府花了一筆錢派遣了大量的指揮人員。問題是,這幫人沒起到預想中的作用。明顯是高峰時間,同事之間卻在聊天,認真一點的也被那些大喊著“他媽的!”“你別推我!”的情緒化了的乘客卷進去,不僅沒化解矛盾,還參加了吵架。

我建議,政府應該把素質高一點,有溝通和協調能力的人派到地鐵裏去。最好的是大學生,給他們實習的機會,當然要給工資的,不用太高,這也是給不懂社會規則的90後們提供了絕佳的鍛煉機會。

地鐵反映的是一個城市的成熟度和現代化,因此,北京需要盡快迎來高水平的地鐵文化。快速、大量建設好地鐵線是硬件措施,軟件措施更重要,如何創造條件讓那些趨於急躁和不安的乘客們之間形成默契:先下車,後上車。我想,北京市政府為改善軟環境投入1個億都不過分,這可以降低大量的行走成本,也能降低居民在大城市過日子的壓力。

晚上跟曾去過日本的新華社幹部喝酒,我談到上述想法。他總結說:“我去日本後深有體會,禮讓原來是把內耗降低到底的有效工具。”這位領導把日本人的國民性看得相當透。我回應說:“您說得很有道理,對我們來說,禮讓不僅是態度問題,更是利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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