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機著陸一小時了,仍不見影子,讓我捏了把汗。美國國會剛通過的限制移民的法案,由電腦網絡輸進所有機場移民官員的大腦,映在臉上,肯定雪上加霜。老劉終於從自動門探出頭來。八年沒見,他明顯蒼老了,讓我想起他父親。他穿的竟是那件七十年代就穿上的土黃色羽絨服,領子很髒,袖口磨破,好像有意嘲笑由林同炎先生設計的舊金山國際機場,旅客們正由此飛向未來。

我們開車回到過去。他一上車就要抽煙。無奈,只好開窗,煙縷在風中急劇抖動。屈指一算,我們認識已有二十五年了。一九七二年春天,中學同學唐曉峰神秘地告訴我,他的鄰居是地下藝術團體“先鋒派”的“聯絡副官”,這兩個稱號具有同樣的吸引力。老劉在工廠當鉗工,但文質彬彬,像個舊時代的文人。他剛從大獄里放出來,仍像個犯人,縮在雙層鋪和小書桌之間,給我講獄中的故事,他立志要寫出來。經他介紹,我認識了“先鋒派”的“猴子”——也就是後來的芒克,又通過“猴子”認識了彭剛,其實“先鋒派”也就這兩位,再加上聯絡副官,三人行。

第二天,老劉系上圍裙,麻利地操刀掌勺,給我們做飯。他在波蘭開了家中國飯館,生意興隆。1990年夏天,他去了匈牙利,混了半年,又轉戰波蘭。詩人一平,跟我講起在波蘭的奇遇。街上問路,他正好問到一家中國飯館。有人應聲,從地下推開扇窗戶,爬了出來,滿臉煙熏火燎,露出白牙——正是老劉。先有免費打工的鋪墊,才有後來的發展。他攢錢,在大學區盤下家小館子,當起廚師、紅白案、采購、會計,兼老板。

老劉的變化讓我目瞪口呆。八十年代,我們這幫人里,頂數他日子過得滋潤。他為香港中新社到西藏拍紀錄片,賺些外快,購置了電器和羅馬尼亞家具。要說不在錢多少,而是一種態度:人生難得幾日閑。他經常備上酒菜,請朋友聚聚。他說話和時代節奏成正比。起先慢條斯理;商業浪潮來了,帶有間歇性停頓;他卷起鋪蓋上路了。

和老劉相比,實在慚愧。在國外,除了靠獎學金,靠母語在學校混混,我還能幹什麽?所謂先生存,後發展。文人自己種稻做飯,自然不必“為五斗米折腰”。

對美國,老劉最初的反應是謹慎的。他仔細比較價錢,從生姜到汽車;他收集飯館的菜單,留意報紙上的分類廣告。我終於從他眼睛里看到了什麽。我也從歐洲過來,知道一個中國人在另一古老文化中的失語狀態,知道那隨經濟浮動的排外情緒,也知道新大陸呈現的種種幻象。老劉想和他的美國夢一起留下,但美國移民局的答復是:您留下夢,走人。

七十年代,我和老劉常結伴出遊,去過白洋澱、五臺山等地,沒想到如今可走遠了,遠得望不到家、回不成家或乾脆不想回家了。七五年秋天,我和父親吵架,一怒之下和老劉上了五臺山。那頹敗的廟宇和稀疏的松柏沐浴在夕陽中,呈淒涼之美。我們認識不少和尚,多是農家出身,質樸可親。有位尼姑是四十年代北大中文系的學生。為何出家?必有一段隱情才是。

在昏暗的光線下,她滿臉褶皺,目光清澈。談得投緣,我們把一本任繼愈關於佛家思想的書送給她。最後錢用光了,我們經大同扒火車回北京。快到北京時,我們為在哪兒跳車吵了起來。老劉執意要在遠郊的小站下,我認為目標太大。倆人臉憋得通紅,怒目相視。最後還是在北京站下車,翻墻逃脫。拐進前門一家澡堂子,泡了個熱水澡,躺在鋪板上,抽煙,望著天窗,我們才開始說話。

話說回來了,那時我們有夢,關於文學,關於愛情,關於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

老劉的兩次婚姻都失敗了。現任妻子和他在一起開飯館,僅僅因為在國外手續複雜,離婚一拖再拖,拖得兩人都沒脾氣,只能將就。情人節快到了,我女兒偷偷問我:“為什麽劉叔叔買了兩張情人卡?”我怎麽解釋?一張給妻子,出於習俗和生活慣性,另一張是給波蘭房東的女兒,那是真情。老劉請我把他的題詞譯成英文,再抄在情人卡上,但他連情人的名字都拼不準。我為他感到悲哀:除了有限的波蘭飯館用語外,他用什麽來表達?但這畢竟是他僅有的陽光,在煙熏火燎的異地他鄉。

老劉生性溫和,知書達理。按一平的話來說,他是個毫無侵略性的人,在此傷天害理的年月實屬少見。祖上是河北農民,若無革命,他很可能是個鄉下秀才,度過平靜而儒雅的一生,時代改變了臉,讓他入大獄,做苦工,險些病死在鐵欄桿後面。而這獄中經歷成了他的命運。好不容易消停兩天吧,逼得他遠離故土,沿成吉思汗的路線給遠房親戚們生火做飯。母親病重,那些窮親戚在路條上百般刁難,竟沒讓他回去見上一面。直到最後一刻,母親仍盯著門口。

“我現在是贖身。”老劉酒後伸出指頭,“十萬!只要攢夠十萬美元,就告老還鄉了。”他臉色紅潤,一掃剛來時的晦氣。掙錢贖身,回家,回鄉下,買房置地,讀書寫作,過老秀才的生活。這倒是他一輩子理想。自打認識,他就一直叨嘮這事。可何為以後?

那天乘遊船在舊金山灣兜風,金門大橋像把尺子在我們頭上翻轉,好像在測量我們有限的一生。我們在它下面合影,為二十五年的友誼,其實二十五年只是它最小的刻度。

就在老劉到的前兩天,我女兒告訴我,有個叫彭剛的來電話。莫非是那個二十五年前“先鋒派”的彭剛?果然,他來美國多年,前兩年搬到聖荷西(San Jose),離我這兒不遠。我給他打電話,說有人想跟他聊聊。老劉接過電話,自報姓名,悠悠然。彭剛驚呼見鬼,風馳電掣而來,拎著香檳和啤酒。那聊法有如登山,對年輕的不算什麽,上了歲數就明顯感到吃力。

日薄西山時,不免感嘆:眾人星散,看來“聯絡副官”這些年有點兒玩忽職守。

老劉要回去了。那邊飯館告急,加上簽證也到期了。臨走,我陪他去采購。他買的都是飯館所需,大到蒸鍋,小到姜蒜,塞滿一個大紙箱。我打電話為他訂位時,發現由於班機銜接不巧,他得在巴黎機場待整整一晝夜。我拉他去法國領事館辦過境簽證,不肯,他要為贖身省錢。結果在機場遇到麻煩。櫃臺後面漂亮的小姐皺著眉頭,一邊翻著護照,一邊打量著大紙箱和那身七十年代的羽絨服,她堅持老劉必須得辦法國簽證。好說歹說,又找來上級,才放行。

別後,我一天都心不在焉。在巴黎戴高樂國際機場,正當搬運工人倒騰那個大紙箱時,老劉縮在柱子後面,睡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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