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傅這稱呼，八十年代初開始流行，是“同志”與“先生小姐”之間的過度。在兩個階級的鬥爭中，這個詞嚴重磨損，其中的輩分、年歲、技術、能力，甚至潛在的性別意識都消失了。

一年多前，國內的朋友來信求證一個消息：彭剛自殺了。可無人知其行蹤。只知道，他八二年來美，就讀於匹茨堡大學，獲得數學博士，再無下文。他自殺，我是信其有的，為此難過了好幾天。

七三年年初，彭剛和芒克在北京街頭，花一毛錢分享了個凍柿子後，宣布成立“先鋒派”團體。彭剛家和北京火車站僅一墻之隔。他倆心血來潮，翻墻，跳上一輛南行的列車。頭天晚上，彭剛去圖書館偷書，摔壞了胳膊。第二天芒克和父親吵翻來找他，他扯掉繃帶，上路。他們在信陽和武漢兩度被趕下火車。錢花光了，只好變賣隨身衣物。彭剛讓芒克用僅剩的五分錢去洗把臉，然後找個漂亮姑娘乞討。最後還是個好心的女幹部幫他們安排回家。

我是那年秋天認識彭剛的。從彭剛家的後窗能看見那堵灰色的磚墻。火車駛過，震得玻璃嘩嘩響。我得承認，那是一種誘惑。後來我的免費旅行也是從那兒開始的。

彭剛的畫讓我震驚。我當時就我有限的人生經驗判斷：此人不是天才，就是瘋子。他的畫中，能看到那次旅行的印記：表情冷漠的乘客、陽光下燃燒的田野和東倒西歪的房屋。他很大方，讓我隨便挑選，我卷了幾幅，回家悄悄藏在床下。

彭剛長相怪，有點像畢加索藍色時期中的人物。他最常見的表情是嘲諷，眼睛細長，好像隨時向這世界瞄準。說話正是瞄準後的射擊——快且準。他精瘦，而冬天只穿一件單衣，影子般瑟瑟穿過大街小巷。那年冬天，我們很快熟絡起來——截然不同的性格剛好互補：我正尋找烈酒般的瘋狂；他呢，他的瘋狂需要個容器。

他把日記給我看。他父親是個工程師，死於迫害。在得知父親死訊的當天他寫道：我要有顆原子彈，一定和這個世界同歸於盡。另一篇是他兩年前自殺時寫的。他吞下半瓶安眠藥，再用刀子把大腿劃開。字體變得歪斜，描述卻極其冷靜：血滲出來，從白花花的傷口，並不太疼……看來死亡就那麽回事……日記中斷，他突然想活，掙紮著沖進附近的醫院求救。那年他才十六歲。

時隔二十五年，他仍有自殺衝動，不得不讓人佩服。

一天回家，女兒告訴我有個叫彭剛的來過電話，嚇我一跳，趕緊打回去。他嘿嘿笑著，聽起來絕非在陰間。因為他多半用英文，談的又都是美國現實：錢、電腦和工作壓力。你知道，這兒，錢就是權力。他是從圖書館的電話簿上找到我的。自殺？誰？我沒功夫自殺。他住的離我不遠，開車只要兩個小時。見面？當然，哎，最近太忙……

想當年我們三天兩頭見面。他是個惡作劇的天才。在飯館吃飯，他順手把盤子和茶壺塞進書包；或旁若無人，從副食店牽走個西瓜。我們去白洋澱的小鎮趕集，只見他拎著籃子，沿一個個攤子晃過去，邊跟老鄉攀談問價，邊把蔬菜瓜果裝進籃子，讓對面的老鄉看得目瞪口呆。

那是哪年？對，一九七四，是夏天。一行六七人，從北京搭火車混到保定，出站時被抓住。我們聲言在白洋澱插隊，沒錢。警察不信，挨個搜身。彭剛耍貧嘴，被搜得最徹底，連鞋都脫了。我顯得最本分，警察草草了事，放人。而錢都藏在我身上。

回首往事，大可不必美化青春。我們那時一個個像孤狼，痛苦、茫然、自私、好勇鬥狠。當然總有些美好的時刻。記得我和彭剛、芒克劃船去縣城打酒，是那種最便宜的白薯酒。回來起風，越刮越大，高高的蘆葦起伏呼嘯。我們一邊喝酒，一邊輪流奮力劃船。第二天，在邸莊插隊的朋友那兒過夜。趕早集，彭剛竊得瓜菜一籃，做成豐盛晚宴。酒酣耳熱，從短波收音機中調出搖滾樂，彭剛和陳加明欣然起舞。兩個精瘦的小夥子像蛇一樣盤纏擺動，令人叫絕。入夜，余興未盡，蕩舟於澱上。水波不興，皓月當空。天地父母，可容得逆子遠行？

今年春天，一位當年的老友來訪。我們給彭剛打電話，他用英文驚呼見鬼，開著紅色的尼桑新車，帶來法國香檳和愛爾蘭啤酒。他從畢加索的藍色陰影中走出來，比以前寬了一倍。臉上多肉，很難再召喚早年的嘲諷。眼睛也已倦於瞄準，說話照舊很快，夾雜英文，像散彈，射向噩夢般的工作壓力。

要說他在美國算很成功了，在匹茨堡拿到博士，在哈佛工作，又轉到伯克利著名的量子物理實驗室做研究。三年前，他改行搞電腦，在矽谷找了份不錯的差使，正步步高升。也怪，他竟沒回過國，十五年了。

彭剛當年在北京的圈子里是有名的瘋子。除了生活放縱，恐怕更主要是指他那詭譎多變的畫風，和官方控制的藝術潮流完全背道而馳。有一回，他也試著參加官方的畫展，那是幅典型的表現主義作品。畫的是個菜市場的女售貨員，醜陋兇惡，一手提刀，一手攥著只淌血的禿（又鳥），池子里堆滿了宰好的（又鳥）鴨魚肉。負責選畫的人把他叫去，先上下打量一番，問：“這是你畫的？”他點點頭。“念你年幼無知，這回就饒了你。還不快滾!”

他擅長講故事，不少是美國電影。我還記得《第六棵白楊樹》，他講了一個半鐘頭，連比劃帶口技，加上即興配樂，聽得我熱淚盈眶。其實他並沒看過，也是聽來的。據說前邊那位更絕，講了兩個半鐘頭，比電影還長二十分鐘。我來美國到處找這片子，竟沒人知道，它說不定只是漢語口頭文學的一部分。

一九七五年初，我的朋友趙一凡被捕入獄，他是地下文學作品的收藏家。風聲緊，我開始轉移信件、手稿，和朋友告別，做好隨時入獄的準備。找到彭剛，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塊錢，拉我到新僑飯店的西餐廳，幫我分析案情，傳授他兩次入獄的經驗。出來，北風肆虐。他拍拍我的肩膀，沒多說，黯然走開。拖了幾個月，竟沒警察上門，我又開始活動。

我和彭剛之間出現裂痕，像酒和瓶子互相厭倦。我們有過一次激烈的爭吵。那是從朋友處出來，搭二十二路末班車，坐在車中間的連接器上，我們隨之顛簸轉動，窗外的光影變幻不定。

此後我們很少來往。

一九七八年底《今天》創辦時，彭剛已考上北大化學系。他偶爾到編輯部坐坐。我提醒他，這就是我們夢寐以求的，別忘了那次喝酒時的承諾。他咧嘴一笑，說：“有個人跟每個朋友許願：我要有條船，一定把你帶走。後來他真的有了條船。但太小，只能坐倆，不可能帶走所有他曾許過願的人。他只好上船，向眾人揮揮手，再見啦。”不久，彭剛只身來了美國。

十八年後，我給他打電話，再次提醒他別忘了給《今天》寫稿。他這回不再提那條船了。“太太剛生了孩子，我除了上班，又開了個公司。沒轍，有項專利嘛。老實說，睡覺的功夫都沒有。嗨，過日子，得還清房子貸款，得給兒子攢學費。以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