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輝:重慶釣魚城 (下)

金庸在註裏引錄了《元史·憲宗本紀》的原文,但刪節得七零八落,讓人不明所以。其實原文大體如此:“丁卯,大淵請攻合州,俘男女八萬余。……丁醜,督諸軍戰城下。辛巳,攻一字城。癸未,攻鎮西門。三月,攻東新門、奇勝門、鎮西門小堡。……乙未,攻護國門。……癸亥,帝崩於釣魚山……”元軍攻下合州之後,進而圍攻釣魚城,“一字城”、“鎮西門”、“東新門”、“奇勝門”都是釣魚城的防禦地點,而蒙哥明明是“崩於釣魚山”,也即釣魚城下的前線——但這關鍵的一句,金庸的引文卻成了:“癸亥,帝崩。”“釣魚山”竟沒了蹤影。這可說是割裂了辭句,也扭曲了文義。

金庸不知道釣魚城,是很可惜的。我臆想,假若金庸知道釣魚城,恐怕他就不必生造蒙哥死在襄陽的情節,而會將《神雕俠侶》大結局的地點放回到合川釣魚城吧?這樣的話,故事既吻合史實,也更有營造情節的空間。要知道,以釣魚城那樣絕異的地形和場景,該是多麽好的一個舞臺,可以讓郭靖、楊過大顯身手啊!

金庸錯過了釣魚城。釣魚城也錯過了金庸。

郭沫若的《釣魚城訪古》一開頭就說:“自己是四川人,很慚愧,連釣魚城這個輝煌的古跡,以前卻不曾知道。”那麽,金庸不知道釣魚城,就更不算什麽了。不妨說,郭沫若不知道釣魚城,代表了釣魚城古時候的冷清和尷尬;金庸不知道釣魚城,則代表了釣魚城近世以來的冷清和尷尬。

 

【五】

 

順帶說個題外的事情。

想來是為了烘托江湖俠士的義勇,在金庸筆下,宋軍的那個襄陽主將是“懦怯懼敵”的;這作為小說家言雖無不可,但自史學立場,卻應當為他一辯。這位主將,在三聯版裏叫呂文德,在廣州版裏叫呂文煥,兩位都是歷史上實有的人物,文德為兄,文煥為弟,皆非“懦怯懼敵”者。

呂文德有貪鄙之名,有妒賢之跡,但以他為重心的軍事集團,幾乎是南宋晚期僅有的中流砥柱。蒙哥圍攻釣魚城時,恰好是他率軍自重慶進擊,雖不利而退,但仍牽制了元軍,鼓舞了釣魚城守軍;同年他又轉戰襄陽,有力地抵抗了忽必烈部。

至於呂文煥,自1267年以後為真正的襄陽主將,在孤立無援下堅守了六年之久,最後在回回炮破城在即之際,才被迫降元。南宋的孤臣遺老們,雖不能諒解其降敵,但也同情其苦戰,據《昭忠錄》載,謝枋得就說:“文煥守襄六年,古無有也,勢窮援絕,遂失臣節。議者遽加以叛逆之名,今沿江諸郡有能守六日者乎?”

如此,襄陽的結局,也正是釣魚城的結局,呂文煥的角色,也正是王立的角色。正是因此,金庸才將呂文煥塑造成無勇無能之輩吧。

過去香港有位歷史小說家董千裏,今已聲名零落。最近看了他一本七十年代臺灣版的《讀史隨筆》,其中《襄陽守將呂文煥》一篇說道:在強弱懸殊的戰況下,襄陽城能長期死守不失,已堪稱奇跡,而呂文煥實為了不得的人物,金庸將他刻畫為“貪生怕死的不堪小人”,甚不公允。這麽說來,在《神雕俠侶》的早期版本裏,襄陽主將本就是呂文煥呢,新修版只是恢復舊觀而已。

 

【六】

 

去了南川之後,親友飯局不斷。有一天在飯席上,我說起想去釣魚城看看的時候,有位當老師的親友就說:釣魚城去得人多,不好玩,我們這裏有個馬腦城,更值得去!

上網一查,果然有重慶的報道說,南川東南有座馬嘴山,過去是川黔間的必經之道,山上有座龍巖城,又名馬腦城,與釣魚城同屬於南宋時的山城防禦體系,為重慶南方一大屏障。蒙哥猛攻釣魚城時,曾分兵攻打龍巖城,以期對重慶形成夾擊之勢,但圍攻兩月,不克而退。

馬嘴山是南川首席名勝金佛山的支嶺,我們驅車在城外周遊時,曾專門繞至山腳,但據說未及開發,徒步登攀甚危險,只得作罷。

一般來說,關於地方歷史名勝的學問,難得有高明者,即使重要者如釣魚城,編輯於八十年代的《釣魚城歷史學術討論會論文資料集》也少有精彩。但我回來後,搜索到一篇唐冶澤的《重慶南川龍巖城摩崖碑抗蒙史事考》,居然頗見水準。此文不僅考述了城上殘存的南宋碑文,更比勘史料,勾稽出元軍進擊龍巖城的將領和路線,結論也很平實,只是說:“平心而論,此戰只是蒙軍小股偏師(僅一千余人)路過一地方小城發生的一次小規模戰鬥,雖然蒙軍未占到什麽便宜,但也未對蒙軍行動或戰場形勢造成明顯的影響,其重要性不應過高估計。”此意當是可取的。

龍巖城還有另一件值得誇耀的事,發生在北洋軍閥時代。當袁世凱悍然復辟帝制,雲南率先宣布獨立,並組織護國軍主動出擊。蔡鍔領軍入川,所向皆下,唯獨忠於袁世凱的一個連卻死守龍巖城,護國軍圍攻四月也無可奈何。後來守軍撤退時,連長趙冕特意刻了一個《川軍駐守碑記》。——當然,按現代以來的政治標準,不論國、共哪一邊的政治標準,這一“駐守”絕不算什麽光榮事跡,甚至是“阻擋歷史的車輪”之舉。這卻是龍巖城的尷尬了。

可是,作為軍人,當古往今來的大變局,政治上的是與非,歷史上的進步與反動,又怎麽可能都弄得明白呢?能夠忠於所事,逆時而動,不拋棄,不放棄,那也未嘗不值得敬重。

這樣,就不妨說,釣魚城之降,龍巖城之不降,都有值得我們同情的地方。釣魚城的尷尬也好,龍巖城的尷尬也好,終究是歷史的尷尬,都透露出歷史的復雜性和豐富性。而歷史的意味,往往也正是體現在這些尷尬的細節之中吧。

本文作者:胡文輝,廣州人,肄業於廣州中山大學中文系,學者、專欄作家,著有《陳寅恪詩箋釋》、《現代學林點將錄》等,供職於廣州某報社。(原載:http://dajia.qq.com/blog/4709750314716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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