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輝:重慶釣魚城 (上)

東海有釣魚島。北京有釣魚臺。重慶有釣魚城。

我知道釣魚城,或者說,我特別留意到釣魚城,大約是過去檢讀過姚從吾的論文《元憲宗(蒙哥汗)的大舉征蜀與他在合州釣魚城的戰死》、《宋蒙釣魚城戰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王立與合州獲得保全考》、《余玠評傳》的緣故。姚是我列入了《現代學林點將錄》裏的人物,專研北方邊疆民族史,尤重在蒙元史研究,我原來設法配齊了他的著述,以上諸文皆見於臺灣版《姚從吾先生全集》第六冊。

十三世紀下半葉,蒙古的“銀河帝國”已然雄霸天下,其鐵蹄繼續在歐亞大陸橫沖直撞。在西方,已兼幷了波斯全境,兵鋒及於中歐;在東方,不僅囊括了中原地區,亦已征服雲南,對南宋形成側翼包抄之勢。由於江淮一帶水道縱橫,不利騎戰,蒙古的方略大抵是效晉人故智,企圖先取巴蜀,再順江東下江南。這樣,四川當時就成了蒙古人首要的軍事目標,第四任大汗蒙哥(元憲宗)更率軍親征,足見其勢在必得。可結果是,蒙古大軍受阻於釣魚城,近半年屢攻不克,至公元1259年,蒙哥竟死於釣魚城前線,此次大舉伐宋遂無功而返。

這是南宋後期非常重大的事件,也是南宋乃至整個中國史上抵抗外敵極有光輝的一頁。

關於南宋的抗擊蒙元,海外的劉子健寫過一篇《背海立國與半壁山河的長期穩定》的大文字,他以為:“如果從歐洲史上看,蒙古人攻無不克。而南宋對抗蒙古,前後有四十多年。和波斯印度等各國來比較,南宋絕不能算弱。不但是軍事力不弱,而且政治的黏著力相當強,一直抵抗到最後,不用說別的,這團結力比北宋就強。以往史家,實在沒有理由來忽略這‘雖敗猶榮’的事實。”而南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在軍事地理上,四川作為江南的崎角始終苦苦支撐,其作用是相當關鍵的。在《宋蒙釣魚城戰役中熊耳夫人家世及王立與合州獲得保全考》一文裏,姚從吾乾脆就認為,釣魚城一役“延長了南宋的國祚二十余年”;而且,因了蒙哥的暴卒,“忽必烈得以早日即位大汗,很開明的采用了契丹人管理長城以內漢地的成法,正式推行兩元政治:‘以漢法治理漢地,用蒙古法治理蒙古’。使中國自三代秦漢到南宋的傳統文化,在蒙古族整個統一了全部中國以後,不但未受大量破壞,反而得到意外的尊重。”

 

【二】

 

去年,我們帶著小朋友回太太的老家,重慶轄下的南川。於是就想起了釣魚城來。一查,原來距離不算太遠。某日承連襟開車,加上他的一位朋友,陪我到釣魚城遊逛了半日。

總的來說,真正可觀的物事無多,但偶有觸發,倒也不虛此行。

釣魚城位於今重慶市合川區東南的釣魚山上,三面臨江,倚山為城,形勢自是異常險峻的。包括釣魚城在內的四川山城防禦體系,系余玠治蜀時,采納冉琎、冉璞兄弟之議而建,其中釣魚城一戰回天,自然聲名最大。至今城中真正屬於南宋時代的古跡多已湮滅,但後世重建的城垣尚在,可見當日城防的大概。城上地勢較平坦,面積也廣,足以積糧駐兵,故能以區區彈丸之城而長期抵禦蒙古的無敵之師。

我們登釣魚城,是繞過正門,從西門上去的。最先就在西門外見到一座小丘,號稱“蒙哥瞭望臺”,傳說蒙哥就在此觀望釣魚城,至中炮受傷而死。關於蒙哥之死,在史學上久成公案,多有異說。過去的地方史料多謂中炮而死,西南師範學院歷史系編寫的《釣魚城史實考察》一書即承之;而官方史料則多謂患病而死,姚從吾的《元憲宗(蒙哥汗)的大舉征蜀與他在合州釣魚城的戰死》一文即承之。姚的學風踏實,特別重視甄別史料,我更願意相信他的看法。

大汗一死,帝國的最高權力頓成真空,元軍自然無心戀戰,此後二十年,釣魚城始終堅守不下。事實上,繼任大汗的忽必烈後來不得不轉變戰略,避開了四川,避開了釣魚城,自中路直取襄陽。此後,襄陽一隅遂成為天下之要,至1273年淪陷,南宋門戶大開,都城臨安即無以維持。而臨安1276年城陷之後,釣魚城仍未棄守,直到1279年,宋軍在崖山作最後掙紮的前夕,始開城降元。

關於釣魚城的抗元史跡,以我所見,仍以姚從吾的考述最為詳實。後來買到的《釣魚城史實考察》、《釣魚城歷史學術討論會論文資料集》、《釣魚城誌》之類,史料反復陳述,多乏新意,自等而下之。在這方面,我無力專攻,也就無甚可說。我真正發生興趣的,並非釣魚城的“古代史”問題,倒是釣魚城的“現代史”問題;準確點說,我想探討的並非釣魚城抗戰本身的歷史細節問題,而是釣魚城抗戰作為一種歷史記憶的傳播、利用和構建問題。

當日在登山臨水之際,我在不疑處有疑,浮出一個念頭:釣魚城有如此輝煌的史跡,怎麽到了後世,聲名卻不甚響亮呢?尤其是國民政府以“陪都”重慶為中心抵抗日本侵略的年代,利用近在咫尺的釣魚城宣揚抗戰,甚至將釣魚城搞成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不是很順理成章的事嗎?

至今釣魚城的護國門內,還保存著蔣介石1943年的題詞“堅苦卓絕”。(據說文革期間,隸屬釣魚城的某生產隊被派去清除“反動派”的題詞,村民懶得將題字一一鑿掉,便用石灰將題詞遮蓋,寫上革命標語。這樣倒使蔣的題詞得以保存下來。)盡管如此,蔣總統也只是到此一遊,打了一回醬油,他怎麽沒有憑藉其領袖地位,登高一呼,號召全國人民學習釣魚城精神呢?

回到廣州以後,我網購了一批釣魚城的歷史資料,檢點寫於抗日期間的文字,所得也不多。據王利澤主編的《釣魚城詩詞釋賞》所收,詩什約有十首;據西南師範大學歷史系、合川縣歷史學會編的《釣魚城歷史學術討論會論文資料集》提供的線索,正式的論文有鄧子琴的《南宋時代重慶在國防上之地位》、張清海的《釣魚城抗元事跡簡述》,另有郭沫若的《釣魚城訪古》、方豪的《釣魚城撫今追昔錄》,則是帶有學術意味的遊記。似乎只有這些了。

釣魚城的黯淡聲名,跟它的光榮歷史,顯然是不相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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