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齊勇:中國夢的文化底蘊(下)

第四,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強調“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本主義肯定人民是主體;人君之居位,必須得到人民的同意;保民、養民是人君的最大職務。

第五,整體把握,辯證思維。中國古代不缺乏抽象思維,有明確的概念、范疇。古代辯證思維發達,這屬於理論思維,包含了抽象過程。中國思維有兩大特征,一是整體觀,二是陰陽觀。前者從整體上把握世界或對象的全體及內在諸因素的聯系性、系統性,反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後者重視事物內在矛盾中陰陽、一兩關系的對立與平衡。

第六,經世務實,戒奢以儉。我國有現世與實務精神,強調知行合一,踐形盡性,經國濟民,兼重文事武備,明理致用,反對空談高調。又有尊重勞動的精神,倡導勤儉節約,力戒驕奢淫逸,鄙視不勞而獲。

我看以上六條可以成為中國夢的文化底蘊, 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文化基礎。

三、古為今用創造轉化


我們堅持古為今用,絕不主張食古不化。實際上,中國古代文化可以作創造性的現代轉化。

例如中國古典的社會理想,或者說中國夢,代表性的話語應是《禮記•禮運篇》假托孔子所說的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舉]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戶外而不閉,是謂大同。”這是儒家所設想的遠古時期“天下為公”的“大同”之世,也可以說是古代中國人的夢想:天下為人民所公有,選舉賢能的人來治理社會,人與人之間講求信用,和睦相處。人們不只愛自己的雙親,不只撫養自己的子女,而使所有老年人都得到贍養,壯年人有工作做,幼兒能得到撫育,年老喪夫或喪妻而孤獨無靠的人及殘疾人都能得到照顧與優待;男人都有自己的職份,女子都能適時婚嫁;愛惜財物、民力,但絕不據為己有。因此,陰謀詭計不能得逞,盜竊和亂臣不會產生,外出不用關門,這就是大同社會。這就是“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社會理想。

儒家主張滿足人民的基本公正合理的要求,強調民生,制民恒產,主張惠民、富民、教民,縮小貧富差距,對社會弱者、老弱病殘、鰥寡孤獨和災民予以保護。其推行的文官制度、教育制度,為平民、為農家子弟提供了受教育及參與政治的機會。其天下大同、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與社會正義觀、公私義利觀是歷代儒生的期盼,也是他們批判現實的武器。這一思想的前提是:一、人民是政治的主體;二、人君之居位,必須得到人民之同意;三、保民、養民是人君的最大職務。

“天下為公”的社會理想在今天還有意義,即我們增加就業,大力幫扶弱勢群體,關心農村留守婦女兒童,保障農民工及其子女的權益,幫助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山區盡快脫貧等舉措,有助於遏制貧富差距擴大,緩和社會矛盾和沖突等亦是實現中國夢的題中應有之義。

所謂“忠孝傳家久,詩書繼世長”,兩千多年來,農家、平民子弟通過宗族祠堂與家庭教育(有言之教與無言之教,但更多的是無言之教)世世代代傳承的精神信念,其主流的價值仍然是友善、仁愛、孝慈、正直、良心、忠信、為人著想,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老百姓接受的並影響他人的生活哲學,是帶有儒家文化密碼的忠臣義士的故事及蒙學讀物、家訓、治家格言、善書與民諺民謠中的仁慈善良,廉潔勤謹,忠於職守,與人為善,積善成德,“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例如《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弟子規》和《四書》中的一些內容。這些價值通過唱戲的、說書的人之口,通過三老五更、家人鄉親口耳相傳,耳濡目染,逐漸在民間紮根。這些東西在中國起的作用,如同基督宗教在西方的作用。

仁義禮智信等我國的傳統美德,至今仍是活著的,有生命力的價值理念。普通平凡的老百姓,例如蹬三輪捐錢給貧困生的白芳禮老人、奮不顧身救學生的最美女教師張麗莉、道德模范吳天祥、防治艾滋病的專家桂希恩、信義兄弟孫水林、孫東林,以及一些青年志願者朋友,仍然繼承並實踐著中華文明的精華,以一顆仁愛之心,誠樸信實,時時處處為他人著想,愛利他人,服務社會。

五四以來,強加給中國文化的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東西,需要我們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作為中國人的國民性的負面的或所謂醜陋的中國人等等的揭露,有些過頭,傷害了我們的民族性。爾虞我詐,內鬥內耗,我們出現過一些醜惡的現象(其實西方也有),但人們往往就會把賬算在國民性上,或要中國文化、儒家文化承擔責任。我們要把中華民族文化的真髓,養育、凝聚老百姓的真誠的理念,作為中華民族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倫理共識的仁愛思想,浩然正氣,正道直行,人格修養等等,大大地弘揚出來。我們要把這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在民間留存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等道德資源加以保護、拓展。(愛思想網站2014-03-25)
劉守英:鄉村仍是中國現代化主戰場
在鄉村發展處於歷史轉型關頭,農村土地制度和經營制度仍然是基礎性安排,牽一發而動全身。中央這次重申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並長久不變,就是防止在這個大變革時期,有人瞎折騰。


資本是否下鄉取決於農地“三權分置”的產權設置


中國經濟報告:有觀點指出,解決多年未解的“三農”難題,不能將農村與城市化割裂,也不能將農業與工業和服務業割裂,同樣不能把農村的要素市場與資本割裂。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如果沒有農民的回流並穩定就業,沒有社會資本流向農村,“鄉村振興戰略”可能會遇到挑戰。從現代中國市場的發展來看,應該如何吸引城市資本進入農業產業和農村經濟?

劉守英:城市里老的經濟活動回報在下降,未來的城市發展取決於創新的經濟活動,老的經濟活動會往城鄉交界處遷移,帶來產業的空間重構。鄉村的經濟活動也在轉型升級,農業的功能、形態、商業模式等正在發生變化,市場在擴大,吸引著資本下鄉。未來資本下鄉的問題取決於農地“三權分置”的產權設置,包括土地經營權和農民土地承包權分離和分別保障,集體土地所有權的實現方式等。

中國未來很有可能的是,通過城、鎮、鄉村三者功能的分工,來調整城市的形態:城市就是知識密集、產業升級的地方,而鄉村則是文化的、鄉土的、健康的、休閑的、歷史的;在城鄉之間還會有連接城市和鄉村的“驛站”,這個地帶會產生產業重構的空間,有些會成為適合人居住的小鎮。

在產業空間重構過程中,土地資源配置對資本在城鄉之間尋求投資的方向、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亟須改革土地制度,資源配置不僅要考慮到城市,更要考慮到如何滿足鄉村出現的新業態,要調整城鄉土地權利體系,來支持城鄉互動。


決戰脫貧第三波,前提是把事情做對


中國經濟報告:未來的農村現代化不是單一產業的發展,而且還是一個有時間期限的發展任務——在2020年必須全面消除貧困,實現小康目標。從這個角度看,鄉村振興戰略如何與脫貧攻堅工作對接起來?

劉守英: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減貧方面取得的卓越績效舉世公認。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1981-2010年間減少的絕對貧困人口數占全球貧困人口減少量的95%。中國政府已經向世人作出鄭重承諾:到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使剩下的4000多萬人口脫貧。

以我的親身經歷和觀察,中國的減貧是一波波推進的,每一波面對的貧困群體不一,解決路徑和方案也都各異。第一波是被傳統體制和發展戰略束縛於土地的農民;第二波是陷入區域性貧困的農民。從前兩波的減貧經驗來看,改變貧困者的約束條件是第一位的。

我們現在決戰的是貧困第三波,面對的是具有很強個體特征的貧困農民。經過前兩波的脫貧以後,剩下的貧困群體被界定為“貧中之貧、困中之困、難中之難、堅中之堅”。

要想戰勝貧困,現在是一次難得的歷史性時期。頂層真正高度重視,作出如此大范圍的動員與參與,如此有力的各方面的保證措施。但好事想要辦好,前提是一定要把事情做對,而從各地取得的經驗來看,其實是可以把好事辦得更好的。

第一,既要全情投入,又要認識脫貧的艱巨性。容易脫貧的在上兩波就脫掉了,剩下來的都是硬骨頭,面對他們的貧困問題,需要認識到長期性、持久性,定任務、下指標不僅不能真正解決貧困問題,甚至還會將扶貧的重心從貧者轉向干部、地方政府之間的競賽。

第二,增強貧者的發展能力。一方面,隨著生態環境的改善,農業的功能和形態發生變化,新技術變革和新商業模式使這些地區的土特產市場范圍擴大,農產品附加值提高,如果下功夫好好琢磨和培育區域性特色農業,加上農業生產組織創新和對貧困農民的培訓,完全可以走出一條特色農業現代化的路子,讓相當一部分貧困農民從中受益。另一方面,隨著山變青、水變綠,加上城鄉互動,一產服務業化、一產旅遊業化,可以延伸農業鏈條,讓貧困農民從中增加收入。另外一塊是通過技能培訓提升人力資本,增加貧困農民的工資收入。對於這一波的貧困者來說,阻斷代際貧困刻不容緩。

第三,通過制度創新提高扶貧資金的績效。實行精準扶貧以後,各類資金向貧困地區的傾斜還在增加,但是資金使用效率卻不夠高。部分地區還存在著資金閑置的問題,2016年扶貧審計發現的問題中有三分之一是資金閑置問題。

第四,改造貧困思維。我在地方調研中感到,無論是貧困戶還是貧困地區干部,脫貧的最大障礙是貧困思維的根植,導致內生發展動力的不足。如果不根本改造這種思維,這些貧困戶靠外力短期可以提高福利水平,但過不了多久還是會回到原點,這些地區僅靠外來的資金、項目支撐,發展不起具有地方特色的產業,即使“摘帽了”也還是會返貧。


謀劃中國下一程土地制度改革


中國經濟報告:與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中國農業農村的發展相對滯後,未能與整體的經濟升級相匹配。你對於中國今後解決“三農”問題、激活農村發展活力有何建議?

劉守英:過去40年,土地制度的獨特安排與變革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與結構變革的發動機。但是,中國經濟已經和正在發生一些重要的趨勢性變化,經濟增速下行並已進入新增長平臺,新的經濟發展動能正在累積,工業化進入轉型升級階段,城市化進入質量提升階段,城鄉關系從單向城市化轉向城鄉互動,鄉村經濟活動日趨活躍和多元,這些變化將決定中國經濟下一程的走勢,也勢必帶來土地與國民經濟的關系發生重大轉變。必須在此基礎上對土地的功能進行重新定位,精心謀劃中國下一程的土地制度改革。比如改變土地作為增長發動機的功能,告別以地謀發展模式;以用地結構優化促進結構改革;推進適應城鄉互動的土地改革;推進以集體地權制度和宅基地制度為核心的農村土地改革。

在政策制定方面,需要全社會進行更深層次的思考。一是重新思考城市與鄉村的關系,未來中國在很長時期,鄉村與城市文明都要追求平等發展。二是需要思考由代際隔離引發的鄉村現代化。三是鄉村轉型必須由宅基地改革作為牽引。四是鄉村的變化跟農業制度改革極為相關,因此農地權利的設計、經營制度的設計最後會帶來整個農業的轉型,這應是下一步改革需要考慮的重要內容。(愛思想網站2017-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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