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一帶一路”五年評估(上)

薛力 註: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到2018年9月將滿五周歲。“一帶一路”是世紀工程,五年只能算開了個頭。但五年的時間也不算短,以此為一個小周期對“一帶一路”建設進行評估、改進,大有必要。

幾年實施的情況可概括為“成效巨大、問題凸顯”。一方面,“一帶一路”作為新時期中國對外關系的頂層設計,其所激起的“漣漪”已波及全球,其對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尚在彰顯中。歷史地看,“一帶一路”建設展示了中國人天下治理理念的一大變化,這一倡議很可能躋身對世界影響最大的共和國外交決策之列。另一方面,“一帶一路”作為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和平方式重塑世界的重大嘗試,不可能先有一個周詳的設計再落實,“邊設計邊施工”礙難避免,因此,出現一些問題並不奇怪,關鍵在於分析問題、解決問題,並避免發生重大失誤。而傾聽天下廣議,將大有助於中國客觀把握問題的癥結所在。為此,筆者所在的團隊醞釀了一個計劃:在全球選擇一些國家,對這些國家研究(或比較熟悉)“一帶一路”的重要人士進行訪談。第一站我們選擇了新加坡的若幹人士為訪談對象。首篇的訪談對象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

訪談時間:2018年7月4日

訪談地點: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

中方訪談人員:薛力,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本稿件經訪談對象審定

薛力:在您看來,中國推進“一帶一路”的原因是什麽?

鄭永年:主要是中國的資本、產能和基礎設施建設技術三者。當中國的資本過剩了,中國資本也和其他國家的資本一樣會“走出去”。“一帶一路”之前,中國資本實際上已經開始走出去了,“一帶一路”推出後加快了這一過程。“一帶一路”出臺也是基於中國產能過剩的考量。經濟增速從以前兩位數的高增長下降到6.5%,相差至少三個點,導致產能大量過剩,所以需要去產能。但三個點的產能不可能馬上去掉,所以需要走出去。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技術、過剩資本、過剩產能,加在一起使得中國在國外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具有比較優勢。

這一點與西方手法並不一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需要基礎設施建設以推動經濟發展。就東南亞國家來說,除了各國自身的基礎設施建設,還致力於國與國之間的互聯互通。因此,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資金缺口巨大。但現有世界機構如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很少投資於基礎設施,所以給中國留下了投資的空間。但這不同於以前的國際援助,是在商言商,是為了中國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西方資本走出去也是為了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差別在政府層面。

西方之所以總是對“一帶一路”和“走出去”產生誤解,是因為西方是私人資本的走出去,但中國資本走出去大部分靠國有企業,而國有企業被他國認為是政府的一部分。如果中國是私人資本走出去則完全是市場行為,與他國談條件的時候可以在商言商。但由於是國有資本,這和國際援助又分不開,而且還具有政治性。這種誤解就是資本與國家結合滋生出來的。


薛力:中國明白基礎設施很難盈利,為什麽還要大力開展此類建設?

鄭永年:中國高科技含量資本不多,基礎設施是中國強項。雖然基礎設施盈利少且周期長,但由於中國的高科技空間較小,其他空間大多被西方占用,所以只能依靠基礎設施的空間走出去。當前西方的資本分為三部分:實體經濟,包括基礎設施;金融資本;互聯網資本。實體經濟在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資本中很重要,但真正盈利的是金融資本和互聯網資本。實體經濟能解決就業,但從資本角度看,其本身並不那麽重要。雖然中美都在發展實體經濟,但華爾街重視的是金融資本和互聯網資本。西方對基礎設施等實體經濟已經不那麽感興趣,這給其他國家留出了發展空間,但西方國家仍會批評中國的行為是“新殖民主義”。實際上,如果中國不(在這些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其他國家也不會去做。


薛力:“一帶一路”主要是經濟驅動的麽?一些人認為有政治動因,您的看法是?

鄭永年:我認為不具有很大的政治原因,如果有也僅僅是輔助性的,不是主體。如果具有政治原因,中國就不應該采取這些做法。但在現實層面,即使沒有政治原因,他國也會將其視為具有政治原因。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盡管是經濟項目,但也會帶來政治結果,如緬甸的密松水電站;越南也永遠不會讓中國造一條從南到北的高鐵,泰國則在中國和日本之間尋求平衡。國有資本規模大,大就會有政治性,別國不將其視為經濟項目而是政治項目。一旦視為政治項目,就會意識形態化,而且他國會在經濟方面尋求更多好處。“一帶一路”主要是中國的需要,但事前沒想清楚要做什麽、如何做。這是現在導致許多問題的原因。


薛力:“一帶一路”為什麽在習主席時期提出?

鄭永年:首先因為中國經濟在本世紀初開始就逐漸走出去,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後,只不過沒有“一帶一路”的名稱。習時代中國的資本和產能過剩是很大的驅動力。

薛力:是否有領導人個性原因?

鄭永年:當然有個性原因。鄧小平時期主要解決國內問題,因此是韜光養晦、有所作為。江澤民時期提出和平崛起,開始具有外在影響。習主席時期提出新型大國關系,也是要避免大國之間的戰爭。這也符合國內經濟不同的發展階段。走出去的三個階段也很明確。80年代中國資本短缺,因此只能“請進來”。90年代加入世貿組織,因此要接軌。“請進來”是打開國門,接軌是向世界學習,因此這兩個階段不會發生沖突。現在“走出去”是必然的,但會和別國發生沖突。


薛力:概括起來即,一是中國具有比較優勢,二是中國到了走出去的階段。

鄭永年:是的,但是政策形成需要通過政治途徑,因此在習主席時期形成。即使這一屆政府沒有提出,下一屆政府也會提出。中國走出去的進程是一直持續的。

(薛:中國將“一帶一路”稱為倡議,但很多國家將之視為中國的大戰略,您同意嗎?)

不太同意。大戰略一般較為宏觀,而且有明確的規劃,但中國建設“一帶一路”,是在走一步看一步,摸著石頭過河。如果是大戰略,就不會出現當前的一些困境。德日等國當年對外擴展時有明確規劃,但我不認為中國有國家規劃。

(薛:還有一個區別就是,以前西方運用非和平手段,現在中國強調合作。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因為現在力量不夠所以采用和平手段,而力量夠了則會運用非和平手段。您對此有什麽評論?)

時代不一樣。以前西方推行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當時也沒人反對。現在中國不可能走以前西方的路線了,只能采取合作的方式。時代、國際體系不一樣,因此行為也就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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