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榮 王潤玨: “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傳媒軟力量建構(上)

——基於中國文化安全視角

  2014年4月,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首次提出了包括十一種安全在內的“總體國家安全觀”, “文化安全”被納入其中;在國家安全體系中, 將文化安全和軍事安全、社會安全並列, 確立為保障性地位, 也由此確立了國家對文化安全的功能預設和功能期待。

   2015年, 中國正式提出“一帶一路”倡議, 文化交流成為“五通”工程中實現“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徑。然而,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人口數量眾多, 文化、民族、宗教背景多元, 經濟水平、政治體制各異, 有關國家文化安全的隱憂也隨之產生。如何在保障國家文化安全的同時, 以文化交流促進“一帶一路”建設的順利進行成為各界關註的焦點。

   2018年4月20日,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的講話中強調:信息化為中華民族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信息化”對“一帶一路”建設而言, 意味著不斷催生新的國際合作空間;對文化安全而言, 則意味著越來越多的“非傳統”性影響因素。這就要求我們更新文化安全觀, 建立信息時代的文化安全意識, 盡快探索維護文化安全的途徑。

  
一、內生性、虛擬性:建立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的文化安全觀

全球化和信息化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時代背景, 也是當前討論中國文化安全問題的兩個重要背景。其中, 全球化對文化安全帶來的沖擊已為社會各界共同認知。在傳統的文化安全觀視角下, 文化安全的威脅被視為“外源性”的, 即外來文化產品的“入超”或者意識形態的侵襲。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 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強大的文化產業實力和技術、基礎設施等方面的優勢, 借助世界各國“放松管制”的時間窗口, 以資本輸出、制度輸出、內容輸出等多樣化渠道進一步強化其“文化霸權主義”, 也因此強化了文化安全威脅“外源性”的觀點。按照這一思路, 在“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 文化交往是實現民心相通的重要途徑, 多元化文化的輸入成為必然, “外源性”文化風險也就隨之增加。

   然而, 回顧歷史我們發現, 在中華文化發展演進的數千年過程中, 任何一個外源性的文化沖擊, 最終都被擁有強大改造力和同化力的內生文化融合, 形成綿延至今的、以漢族文化為主、多民族文化為輔的中華文化傳統。因此, 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 在什麽情況下“外源性”文化會對我國文化安全產生危害?即“外源性”威脅的作用機制是什麽?

   從我國文化發展過程和內在邏輯角度進行檢討可以發現, 生產機制、價值內涵和傳統傳承三個層面的缺失或不足正是造成“外源性”影響轉化為“外源性”威脅的關鍵性“內因”。首先, 生產機制、體制的不完善導致文化產業呈現粗放、短視和利益導向的發展模式, 使得文化出現空洞化趨勢, 並進一步導致文化體系不完整、文化修復能力下降以及文化原創力不足、文化產品競爭力不強等問題。其次, 價值內涵讓位於快感消費, 大量文化產品以品牌、明星、噱頭為賣點, 一味追求感官刺激和“短頻快”的投資生產模式, 使文化生產和消費走向了缺乏主流價值訴求的“消費主義”邏輯。第三, 傳統傳承缺失, 導致傳統文化固化、現代文化斷層, 文化發展呈現疲態, 缺乏應有的生命力和活力。

   上述三個“內生性”的問題使得我們的文化缺乏對外來文化的“消化”能力, 造成了值得警惕的“中虛”困境, 為“外源性”威脅提供了“趁虛而入”的可能。在“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 要維護文化安全, 需要內外兼顧, 更要夯實內力, 這包括繼續深化文化體制改革、進一步樹立和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加強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 以持續提升我國文化的內生力量。

   “信息化”是討論文化安全的另一個重要視角, 特別是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 要求我們充分認識虛擬文化安全的戰略意義。在信息化的思路下, 我們可以將文化形態大致分為“實體文化”和“虛擬文化”。“實體文化”指的是負載了價值的物質文化形態, 比如山水、遺產和一般性文化產品。而“虛擬文化”特指基於數字和網絡技術形成的、數據化存在的文化形態。以“棱鏡門事件”為代表的一系列網絡安全事件已經讓各國充分意識到網絡信息安全、技術安全、基礎設施安全和意識形態安全的重要性, 但虛擬文化安全的戰略意義卻尚未得到充分重視。

   今天, 網絡空間的開放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地理空間。社交網絡、在線視頻、網絡遊戲、電子商務成為日常生活的構成部分, 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文化消費和價值觀念, 並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改變著整個文化生態。我們已經能夠看到的趨勢是, 文化生產和文化消費都呈現出明顯的數據化、在線化趨勢。從文化產業發展的角度來看, “數據”已經成為核心生產力;掌握的用戶核心數據的規模越大, 對市場的掌控能力也就越強。Facebook、Google、Twitter等擁有大規模用戶數據的國際互聯網應用平臺對世界各國文化生產、消費的影響力已不容忽視。以這些超大型應用平臺為依托, 西方發達國家正在迅速建立新的信息霸權和虛擬文化霸權。因此, 我們應當對以“數據”為核心的虛擬文化安全給予足夠的關註和重視, 包括用戶個人信息數據、文化消費數據、在線社交數據等各類相關數據信息的安全。

  
   二、傳媒軟力量建設: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關鍵環節

  
   2016年12月5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加強“一帶一路”軟力量建設的指導意見》 (以下簡稱《意見》) 。會議指出, 軟力量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助推器。要加強總體謀劃和統籌協調, 堅持陸海統籌、內外統籌、政企統籌, 加強理論研究和話語體系建設, 推進輿論宣傳和輿論引導工作, 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 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輿論支持、文化條件。《意見》對軟力量作為“助推器”的闡述恰好與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文化安全的“保障性”定位的闡述形成呼應。從長期來看, “軟力量”建設是保障“一帶一路”建設實施過程中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徑。

   其中, 傳媒軟力量不僅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構成部分, 還肩負著國家文化、理念傳播的重任, 發揮著國家文化軟實力塑造的功能。美國學者約瑟夫·奈 (Joseph S.Nye) 在《硬權力與軟權力》一書中著重提到, “在信息時代, 軟實力不僅依賴於文化和理念的普適性, 還依賴於一國擁有的傳播渠道, 因為它能夠對如何解釋問題擁有影響力” 。在信息化時代, 傳媒軟力量建設需求更為迫切, 影響更為廣泛。《意見》中所提及的話語體系、輿論宣傳、輿論引導、國際傳播能力均屬於傳媒軟力量建設範疇。

   傳媒是“把中國告訴世界, 將世界引進中國”的橋梁。傳媒軟力量的建設能夠有效應對我國文化發展面臨的“外源性”威脅與“內生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闡述總體國家安全觀時強調“必須既重視外部安全, 又重視內部安全”。具體到文化領域, 外部安全涉及中國價值觀、中國文化的正確闡釋、有效傳播, 具有中華文化特色和市場競爭力的文化產品走向國際市場;內部安全涉及文化體制健全、文化產業健康發展、文化生態充滿生機活力。對外部文化安全而言, 作為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載體和渠道, 傳媒軟力量提升是維護外部文化安全的支撐體系, 集中表現為國際傳播能力的提升, 包括國際話語權的提高、議程設置能力的提高、主流輿論引導能力的增強、中國形象和中國理念的有效傳播、中國影視傳媒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提升等多個方面。早在2009年, 中央就已經將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意義提升到與國家安全、國際地位休戚相關的戰略地位。對內部文化而言, 傳媒業是大眾文化生產和傳播的主力軍, 是影響範圍最廣、影響速度最快的文化形態之一。同時, 傳媒還作為社會系統的組成部分, 發揮著對其他文化形態和文化傳統的傳承、傳播功能。傳媒業的健康發展和傳媒軟力量的提升, 對其他文化領域能產生輻射和引領的效應, 是提升文化自信和文化抵禦力的重要途徑, 亦能為解決相關領域的“內生性”問題提供範例。

   傳媒是信息技術與文化領域融合發展的先發領域。傳媒文化兼具“實體文化”和“虛擬文化”的特征, 傳媒軟力量建設對維護“實體文化”與“虛擬文化”安全同時產生效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既重視傳統安全, 又重視非傳統安全”。對文化領域而言, 傳統安全主要涉及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 其中又以“實體文化”為主。以書籍、報紙、影視產品為代表的傳媒內容產品是“實體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是其他國家對我國進行文化輸出的主要方式。在“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 將有更加多樣化、多元化的文化類型以傳媒內容產品的形態進入我國。因此, 維護“實體文化”安全, 必然要求傳媒相關內容產品質量、產量的全面提升, 充分發揮傳承中華優秀文化和“消化”外來文化的功能。從非傳統安全的角度來看, 如前文所述, 文化領域最為突出的非傳統安全因素源於信息化的發展和深入, 集中體現為文化相關數據信息的安全問題。“一帶一路”的建設在信息化的背景下展開, 在互聯網空間, 以數字化、數據化方式展開的文化交流將呈現出日益頻繁、多樣的態勢, 虛擬文化安全更需重視。在文化領域中, 傳媒與信息技術的關聯最為緊密。我國傳媒業的數字化、信息化轉型探索起步於20世紀90年代, 許多新興媒介形態、傳播方式本身就是信息化時代的產物。全球範圍內, 以Facebook、Twitter、You Tube為代表的大型社交媒體、在線影視媒體平臺, 也就是集數據生產、收集、分發、運算等功能於一體的數據集成平臺, 是虛擬文化資源的集成中心。因此, 提升我國媒體軟力量是維護信息化時代國家文化安全的關鍵環節。2014年8月18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於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了“加快建設形態多樣、手段先進、具有強大傳播力和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的目標。我們迫切需要塑造和提升信息化時代的傳媒生產力、創新力、競爭力, 盡快打造具備互聯網思維能力、信息技術應用能力、傳播趨勢把握能力的大型傳媒機構和傳媒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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