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目眺望，天地一片寥廓。

宋代在此設河中府河東郡護國軍節度。金末，元軍進攻中原，大軍壓境下，金主完顏遷都蒲州死守。蒙古騎兵攻占了山西的平陽、絳州和陜西渭南後，多次攻打蒲州，展開慘烈的反復爭奪。1231年，元太宗親自率軍來攻，金守將因兵力不足，退守城內子城，而元人則建起200尺高的松樓，並挖地道百條，全力進攻。無限輝煌的鸛雀樓就在此時毀於戰火。明代，蒲州城重建，但規模小得多，周圍約8里。但城內已經恢復了往日的繁華，“有7廟、2府、2署、2治、2樓”，有文廟、玄武廟等等著名的建築。

古代，位於河東要津蒲州的文化和商業一樣昌盛繁榮，千年不絕。撿一兩殘碑斷片就可資證明。

名重天下的《張黑女墓志》是我臨寫過多遍的魏碑。此碑為北魏普泰元年(531年)刻，原石已不知所在，傳世僅一原拓孤本。從志文看，出土地點就在蒲阪。北朝的刻石書法，以奇肆雄強、古拙質樸的風格為主調，《張黑女墓志》卻是難得的清麗秀美，藝術上熔靈秀與古樸為一體。清道光年間，著名書法家何紹基得《張黑女墓志》於山東濟南，愛不釋手。清末著名收藏家和書家為這一拓本一跋再跋，推崇備至。此外，蒲州還出土過唐代大書法李邕的《李元靖碑》。這些都是書法史上的名篇。

蒲州城西緊臨黃河，與陜西的朝邑古城隔黃河相望。

黃河出禹門口後，河床展寬。水流經常擺動。“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即指這里。隔河的朝邑，也有1400多年的歷史，歷史上曾名河西縣，也有眾多的文物古跡，如隋長喜宮遺址、唐代金龍高塔等等。

國際排洪委員會榮譽主席舒爾茨(BartSchuitz)說，“洪水管理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澆水管理的理念，要依據與洪水和諧相處的原則，采取綜合的洪水管理措施，包括工程措施與非工程措施，要恢復河道，給洪水讓路，增加河道蓄洪能力。”(《中國水利》總第543期)——與洪水和諧相處，經歷千載，先人們對黃河性格的認識，對黃河水文的了解，可以說遠勝於今人。河床保持一定的寬度，兩岸又有大片的沼澤濕地調節洪水流量，無須高壩堤防，蒲州與朝邑兩城即可安然無恙。

1942年初，兩個日本專家戰亂中到達蒲州時，黃河主河道東移，蒲州的古城墻基本完整，只是西北角受到黃河濁流沖刷，城墻失修，已經坍塌。城內部分地面積水，西城有一些沼澤，但城內還住著數千居民。

上個世紀50年代，黃河又改道河西岸。蒲州城不再受河水侵蝕，開始復蘇、興盛。

1959年，因修建三門峽水庫，一聲令下，政府機關及百姓全部遷出蒲州城。當時亦動用了民兵，強行搬遷移民，進行毀城——即所謂的清庫，不在水庫淹沒區留下建築物。離開世代居住萬劫不復的家園，多少百姓流下了辛酸淚。此後，蒲州與隔河朝邑古城徹底廢棄。像沿用千年的蒲州名棄之不用一樣，與古城永訣的永濟縣城，是遷至蒲州以東大約15公里處新建的。

“古往今來，蒲州孕育了眾多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和科學家。5000年里，這里一直涵養著華夏文化的血脈之根，演繹著不朽的歷史故事……”當我在蒲州殘缺古城墻下徘徊的時候，突然想起了這一段文字。我真的難以相信，柳宗元、王維、王之渙、聶夷中、盧倫、司空圖、柳中庸、呂溫等等都是從這長滿衰草的城門下走出來的。

大唐之盛今已遠矣，而明清繁華，人煙稠密，甲宅連雲，樓臺崔巍，貨列隊分，百賈駢臻的景象亦蕩然無存！

繁華了千年的蒲州已無處追尋，更真實更豐滿的古城已無從抵達。

走進空空蕩蕩的荒城，只有百米的一截小街，如同一個小村。

在原十字街中心，還殘存一個高臺，我想，這應該是鼓樓遺址。而史書中記載的明清時期城南，是別墅幽營，貴家池館，綺帶霞映。如今是一片青蔥麥田，當日繁華已了無痕跡。唐朝書生元稹的才華最高，如果今天再遊蒲州，落腳在車馬店中，面對斷墻殘壁，天邊冷月，我想是斷然寫不出溫柔綺麗的《會真記》來了。

在晉南沿黃河奔波調查時，經常有人提起，修建三門峽水庫時，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過問下，原位於三門峽庫區的永樂宮及其珍貴的元代壁畫，如何被整體搬遷到芮城。這只是幸運的孤例。不過是在大廈或者城市的毀滅中，搶救出了一件“家具”而已。家具不能代表一個失落家園的全部價值。

時光也許真能抹去一切——一滴水能照見太陽的光輝，但水中的閃爍畢竟不是太陽的全貌。

與潼關、陜州、蒲州遭遇的滅頂之災相同，朝邑也是被錯誤的虛高水位線“淹沒”的！

在今天看來，三門峽，古潼關，以及陜州古城等等，如果得以保存，其帶來的旅遊產業發展等，所創造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實在難以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