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之藩《一星如月》簡單的事實


我借用了天安門大字報的一句話當作標題,所寫的那篇文章發表後,接到好多朋友的詢問。

“那麽,這篇大字報的內容講些什麽呢?”

我說,如果說出來,大家也許不相信。這篇大字報的內容是向中共要“法律”。人民要中共結束快三十年的無法無天。


還是尼克森訪問大陸的前一年罷。我在美國的一份報紙的星期雜誌上看到史諾訪問毛澤東的文章。史諾是在延安時期寫“紅星在中國”的美國報人,筆很細膩,寫來很生動。他因為紅星在中國這本書,給中共做了天大的宣傳,立了大功,所以中共把史諾引為知己。在那篇訪問記裏描述毛邀史諾共用早餐,但毛正在鬧傷風,好像傷風好多天了。他對史諾說,“人好像竟對傷風小蟲沒有辦法,實乃怪事。”由這句話,很可以看出他的心理狀態。毛的詩,如“萬水千山視等閑”,如“凍死蒼蠅未足奇”在在表示出他的獨霸專橫,好像一切問題均不在話下。但為什麽竟對傷風小蟲無可如何,這一點他非常焦躁不解。史諾把他這種忿然很清楚的描寫出來。

毛與史諾在早餐中說完了對傷風小蟲之無奈後轉入了正題。正題寫了些什麽我差不多忘了。到飯後閑談時,史諾問他在歷史中的位置,毛澤東對此卻並無信心。他說人民不久會把他遺忘。史諾於是問他,你願意人民對你持一種什麽樣的看法呢?毛說,人民也許在他死後,把他當作一名教師,他像一個和尚拿著一把破傘向遠方走去。

我把這篇訪問記的最後一段,看了兩三遍,我想對這最後一段的英文也不至於誤解。可是毛為什麽自比和尚,拿著破傘,卻看不清楚,也想不明白。



我到香港以後,有一次問一位剛從大陸逃出的人有關史諾所記“和尚與傘”這段話,他聽後大笑並且說,毛在那幾年裏正在倡導“和尚打傘”的哲學,即“無法無天”也。

和尚無髮,傘下無天。無法無天原是很平常的一句歇後語,我竟然好幾年也沒有悟出來。而史諾可能根本誤解了毛的這句話。誤譯成和尚拿著破傘孤獨的向遠方走去。

史諾的這篇訪問記,把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譯成了如此風馬牛不相及,而這篇訪問記卻做了尼克森訪問大陸的踏腳石。毛對史諾說,他歡迎尼克森到大陸訪問,官方性質也好;私人性質也好。均所歡迎。

就是這篇訪問記使季辛吉、尼克森動起腦筋來,翌年乒乓球賽,繼而季辛吉始遁北平,再以後就是茅臺敬酒與上海公報了。



大陸上的人民在無法無天的日子裏過了二三十年,天安門的大字報的要求竟然是法律!乍聽起來,好像很難索解。他們要求四種法律:一、民法;二、刑法;三、民事訴訟法;四、刑事訴訟法,地球上任何稍具文明的國家,都有這些法律;歷史上多少朝代都有些類似的法律,而大陸上竟然沒有法律者幾十年矣。

隨便舉個例子,看看他們如何處理犯罪案件:

就是在最近,好像是在廣東的一個人民公社的倉庫,有兩噸糧食丟了。賊也被抓住,人民公審。這個盜賊也招供了偷了糧食。可是查一查他的三代,是勞工或貧農,於是成份甚佳,自然無罪,理應不罰。案件即如此了結。

所謂公審是操縱在幾個幹部的手裏,權力既然如此集中,幹部就為所欲為。大陸上的所謂法,實際上就是幹部的隨意處理。

法律沒有,只是幹部的隨意解釋,這種權力就太大了。“權力形成腐敗,絕對的權力形成絕對的腐敗”,由“無法”逐漸變成了“無天”。“既然沒有了天理,又有什麽滔天大罪不可以犯的。”

如果有一幹部,不利用他的特權;或者把那些利用特權的幹部揪出來,那這個幹部就變成了“青天”。天津市長最近升為“北京”市長,主要因為他曾把不守秩序排隊領物的幹部揪出來。香港的報紙痛苦的說,要法治;不要青天;人民所以希望青天,必是因為人民經常在暗無天日裏。



在香港的一個街道的角落,我看到父子二人在那裏擺舊貨攤子。古錢啦,舊玉啦,等堆了一地。他們從大陸逃出來快一年了。我問他們大陸與香港的生活,主要的不同在哪裏。

他指了指他兒子說:在香港現在是我兒子,將來也是。如果在大陸,他將來當然不是;現在也不是。比如我跟你說些閑話,他明日即報告去了。有時你犯的罪也許只是在家發一句牢騷話。而出席作證的就是兒子。這種痛苦是當“人”的所受不了的。

中國古書裏,有個其父攘羊,其子證之的故事。父親偷了人家的羊,兒子看到了,可以不可以作證的問題。夫子未加考慮,就說,當然不可以。“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兒子是不可以為父親的犯罪而作證的。

親屬不能作證,不約而同的也是現代任何文明國家法律的條文。可是共產文化卻正與此相反。蘇聯還把這種兒子控告老子的事特別起了個名字(可惜我忘了),以贊揚當日兒子控老子的典型英雄,大陸上兒子控老子的事更是多如牛毛了。



中共也有憲法。這憲法雖然已改了多少遍了。但是有些條款我們看來還是相當眼熟的。比如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甚至貼大字報的自由;比如人民有信仰宗教及不信宗教的自由等。

先說言論自由罷。

馬寅初是他們的頭號學者了。在一九四九年以前為他們立過汗馬功勞;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任北京大學校長。他覺得中國人口由當時的六億,不到十年就會增加兩億。這種增法,生產都給吃光了,經濟永無起飛之日。毛澤東不以為然,開玩笑似的,把馬寅初嘲弄過去了,馬寅初不見了。

彭德懷是他們的頭號將軍了。毛澤東很少給他的部下題字的,卻獨獨給彭德懷有贈詩:

“誰能橫刀立馬,惟我彭大將軍。”

彭德懷以為毛既然對他如此優渥有加,受寵若驚之余,覺得老百姓在大躍進與大慘跌之後可以為老百姓說幾句話的,於是上廬山,上萬言書,痛陳當局之失策與生民之疾苦,當然從此彭德懷不知下落了。

蕭軍是他們的頭號文人了。他覺得以他自己的忠忱,兼以自己的文采,也許可以進上諍言。於是在批評當局大筒撒油滿地揀芝麻等作風的文章一出,蕭軍很快的不知所終了。

這些禦用文官,陛前武將所有的言論自由不過如此,吳晗算什麽,居然敢寫海瑞罷官,廖沫沙算什麽,居然敢推出燕山夜話,不是自己找死嗎?



再說出版自由。

大陸沒有出版過幾本書。在“文化大革命”以前,除馬列毛著外,他們把精力放在整理工作上。比如給二十四史加標點符號,比如給京劇編戲考,比如編數學常用公式手冊之類的書。這些,自然無所謂創作,甚至連編選也談不到。“文化大革命”以後,成了毛語錄的天下。柳文指要與馬列何幹,但引毛語以自重;比如宋詩選與毛何幹,也得在序言中加上毛的延安文藝講話。清華大學教研組編數學教科書,當然必有毛語錄,交通大學教研組編機械教科書,也是先印毛語錄。學術性雜誌的序文,學術文章的引言也不例外,不這樣寫大概是根本出不了版。即使是如此,三十年來也沒有出版了幾本書。

你可以在書店裏赫然看到金嶽霖四十年前所寫的邏輯,不過後面的三分之一是他對自己的書的自我批判;你可以又忽然看到何其芳的散文集子,前面是畫夢集,後面是刻意集的摘取,然後卻是大捧朱德。序文中當然是今是而昨非的自我批評。即使是如此,也沒有幾本書應市。

人民精神的饑餓,要比物質上的饑餓更嚴重。所以去過“北京”的人都說書店最好找。因為在街上忽然看到一大堆人,在一店前拿著書徘徊,那必即是書店。這些人是在那裏“以書易書”。這就是目前大陸的出版情形。



他們的憲法中也有集會自由。

是的,天安門前的集會,一來就是幾十萬,上百萬。紅衛兵一夜之間就如蝗蟲似的聚集到天安門前,毛澤東要站整天來檢閱;紀念周恩來,可以花圈如山積,第二天這山積的花圈卻又被搬走了。這些集會究竟是怎麽回事呢?

人民日報最近發表了一篇天安門事件的真相。香港的報紙看不過了。說:人民日報所說的天安門的真相只是一半,另一半還是被捂著蓋著。天安門的事件不是人民自動的紀念周恩來,來了上百萬人,而是雙方在鬥,鬥出上百萬人來。

如果說老百姓自動自發紀念周恩來,每人都拿來一個花圈,就是堆起一百萬個花圈也還說得過去,可是“北京”的鋼鐵廠用鋼枝鋼蔓焊出個大鋼花圈,用卡車拉去,焊在鐵欄杆上,而第二天這鋼花圈又被鋸走了,這樣的規模不是普通老百姓幹得出來的。

我們揣度實情,這種指摘是很近情理的。老百姓沒有其他辦法可想;又沒有其他口號可喊,所以一有機會,就打著紅旗反紅旗,幾十萬幾百萬的湧出來。

最近這次大字報潮箭頭是指向毛澤東的,一發又將不可收拾。有的大字報問:四人幫如此橫暴,可是四人幫的後臺又是誰?而此時,鄧小平怕了。怕什麽呢?怕又弄成不可收拾。所以他說,毛之功過,七三分賬,所以他又說,四人幫鬥到年底為止。

據說四人幫倒臺之日,大陸上的人民狂醉狂歡,喝的市場上買不到酒。他們恨透了四人幫。可是這些老百姓酒醒以後,不也想一想,究竟是什麽制度產生了四人幫,究竟是什麽人提拔出四人幫,究竟是什麽機構阻止不了四人幫,究竟有什麽保證可以使四人幫不再現呢?

大陸上的兄弟對著由美洲來訪的姊妹們不好用言語來述說,只是在噙著眼淚說話的同時,用顫抖的手朝上翻一翻,又朝下翻一翻,那些蒼白、粗糙、枯乾了的手,無助又無望的翻著。



中共的憲法不列居住自由。

如果憲法上不列居住自由,也就不必強詞奪理的來解釋了。

夫妻不在一地工作,是很普遍的現象;南人調北,東人調西更是例行的事,深圳界上多是北方的兵,廣東人想逃就不好商量了。控制居住是件極容易的事,就是用糧票。你沒有糧票是動不了的。

於是,“北京”城裏出現極奇怪的現象,就是逢人多是公差。到“北京”因公事來出差的。一來就是一兩個月,使命可能只為配一螺釘。為芝麻大的事而出差,並不是人民喜好欺騙,而你如果不是出差,你就根本動不了,就是你自己去了,也是找不到旅館可住;找不到飯館可進的。

姚雪垠寫了部李自成歷史小說。李自成有會師也有長征,看這部小說時,不像是李自成的傳,好像是毛澤東的傳。連新名詞也在李自成口中出現了。我只看了第一部的第一本,實在看不下去。那姚雪垠寫這大部頭書幹什麽呢?仔細一讀他的序就明白了。他把首卷呈給毛看,毛看後說不錯,於是他的要求就提出來了,他想到“北京”去住,繼續寫完這本書。

想居住“北京”豈是簡單的事,先要寫幾十萬字的小說。還得把李自成寫成毛澤東狀,才能喬遷。

                                                                       十


卡特說,承認也者,不過是承認一項簡單的事實,我上面所講的這些故事,都是些簡單的事實。我想卡特的中央情報局,白宮與國務院,香港的觀風塔,北京的連絡處,天空的人造衛星都會給他詳細的情報。但是,這些事實無論如何與人權是連不上的。

你可以爭霸鬥強,你可以縱橫捭闔,只是不要再講人權。你不知你在做什麽;你也不知你在講什麽。──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廿五日於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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