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之藩《一星如月》四月八日這一天

──為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而寫。編入“中大的一天”一書

早晨正七時醒來,可是天黑得還像五時左右。看了兩個鐘,確是七時。這樣黑,這個山大概已埋在烏雲裏。窗外落著雨,哪裏是雨,哪裏是雲,很難分清。不能像每天似的,走上山頂,迎接新生的太陽;只有在屋裏徘徊,等著即來的大風雨了。

想起今天沒有什麽會要開,縱是這樣陰天,心情也比較晴朗些。可是九時要上課,還沒有預備,連一本書昨天也沒有帶回家來。在大雨傾盆中,上了汽車,到科學館只有幾分鐘的路,到那裏正是八時。還有一小時可以預備功課。

路上想,何必這樣大雨趕去科學館,教了二十多年書了,也用不著什麽預備。可是,繼而想,如果不預備一下,因而教得不夠好時,會因而後悔,痛苦好幾天。

教書一定不應該是站在那裏對一群人背一遍書,至少是應像在戲院中對一群人演一臺戲。

可是,早晨九時上臺演戲,即使是自己唱作俱佳,觀眾也是在乍醒階段,這臺戲也不易唱好啊。我雖然知道十一時開始的課,同樣的東西也要講得精彩些,而課程卻總是排在九時,大概同事們誰也不願太早上課。

傘在車的後面,到了停車坪,雨大得也不能下車,等了幾分鐘,仍是大雨傾盆;只好下車了。就是到車後拿傘的一段時間,已把全身淋濕,到了辦公室,腳下的濕也覺出來了。

這樣濕的上衣,怎麽穿;不穿西裝上衣上課,對我還是第一次。一小時的預備,當然可以講兩小時,問題是不著戲裝而清唱,有些不習慣。

課室就在隔壁,我九時十五分正進去的,學生最多只有七、八個人,到了六分之一,這自然是大雨傾盆路上塞車。我對班上說,我們等半小時以後再說罷。因為今天講相當難的題目,那六分之五的人如不聽講,是不易自己看懂的。

半小時後,人到得差不多了。我講課常從課室中安靜的程度來判斷自己講得好壞。今天講的剛一入題,全課室即非常安靜。外面的狂風暴雨,我當然聽不見;學生們也聽不見。我講奈奎斯特,好像我自己就是奈奎斯特了,在說自己的心得。正像奧立渥演哈孟雷特,就變成哈孟雷特一樣。這時,是作演員或作教師的最大的報酬。正應了中國所說的老話: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的時候,在屋中與好幾十個知己西窗剪燭,促膝談心一樣。

這樣,一個半小時,像五分鐘似的過去了。

下課後,回到辦公室,四年級一個作研究論文的學生在等我,他說,前些日子他做出的一些成果,經我告訴他再查某一些書以後,他在驚慌著表示他的結果竟與前人的相類似,所不同者最多只有半頁。我又得安慰他一番:“你自己創作的結果,竟與前人的相同那麽多,這表示你的聰明才智與那位前人差不多,即使十分之九是屬於重新發現一次;那十分之一不相同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的創作了。真正的貢獻,不會是連篇累牘的,不會是排山倒海的,卻是一點一點的,一滴一滴的。這樣的貢獻即使是微如毫末,也是了不起的。”他說這幾天連覺也睡不好,腦海中不能驅走所研究的問題。我說,那表示你要航海,已經上了船;要遠行,已經上了路了。你現在應該覺得很快樂的;已不計較前人有沒有解決過這個問題。

他臨離辦公室前,我再囑咐他不知向學生們說過多少遍的老話:“你今年二十一歲了,正是創作的年紀。別忘了牛頓、愛因斯坦,他們的重要工作都是在二十四以前完成的。”我這種“創作與年輕”的理論,同學們常引為笑談,而這卻是我嚴肅的想法。有一次我在實驗室看他們玩微型電腦,到了不眠不休的程度,我跟他們說,微型電腦老板佐伯斯年紀十九歲時就成功了,你們都已經二十歲了,無論如何都太老了,來不及了,今天先回家睡覺吧。

其實,中國的年輕與成就有關的故事更多。以世說新語中摯瞻的故事最好玩。在他二十九歲時已有很大成就,王敦說,你年未三十已為萬石,也太早了。瞻說,與你比,也許我早些;與甘羅比,我已是太老了。

中午,與系裏同事到聯合書院餐廳去吃飯。聯合的飯真是不錯,但不上山吃飯,已經快半年了。半年前一位同事放例假,沒有他,中午這個吃飯團就組織不起來。其實他所做的,只是預先給飯廳打個電話,吃完了他管算帳,每人分攤多少錢而已,出力也並不多,但沒有他,就大家全不上山。今天來了五個人,吃了六個菜,其中有肉絲炒豆芽、菜花炒肉片、雞絲炒芹菜,均很可口,每人攤十一元五角。吃完了,從山上走下,真是“路轉峰回出畫塘”,新雨後的山,特別清新。回到辦公室還不到一點半。

每天有一堆信函及文件,面對著這個紙片堆成的小山,就想起三國裏的龐士元來。龐士元是把幾個月的文件積下來一天裏辦完。我是把一天的文件只許自己用兩小時處理。過了兩小時,我就不看了。以不看了之。這樣,雖不至於使自己被文件的洪濤淹沒,或淹死,但,卻苦了秘書,她又得找東找西,把我不看的,弄出個頭緒來。

今天,有封從美國退回來的論文稿,這是我跳跳躍躍,寫完了,還得意了好幾天的一篇論文,卻退回來了。打開一看,編輯並未轉給任何人審查過目,他接到以後立時就原封退回。理由是論文的內容太長,頁數過多,要我縮成一半才能繼續考慮。真是閻王好見,小鬼難搪。傳達室的工役硬是不給你傳話,你就無從見你想見的人;我既無時間重寫一遍,也無能力縮成一半,何況,字打得這麽漂亮,重寫,這豈不是白打了。打定主意,原封改寄英國。以頁數來定取奪,這種以用機械對待創作的方式使人無法容忍,也無從容忍。

錢穆的演講是四時十五分開始的,我四時半才想起來。趕去聽錢穆的演講。

錢穆一向是對中國文化抱樂觀的。但一面聽錢的演講時,卻想起一向對中國文化抱悲觀的那位史家──雷海宗。

雷海宗可以說是中國的湯恩比。他是把文化有生有滅那個思想模式應用於中國歷史。以他的看法,一個文化的興起,是人力所擋不住的,一個文化的滅亡也是人力所無可挽救的。他以為中國的文化到了五胡亂華時,已經是垮掉了,就像世界上二十幾個文化的興起與垮掉一樣。垮掉了就不會再興。可是很奇怪,中國文化經過佛教的沖擊以後,又興起個第二周,從唐又開始了。但到了民國,這第二周又垮掉了。能不能再起,就不得而知了。這是抗戰時期雷海宗的說法,可以說是很悲觀的,我就是受這種悲觀氣氛的感染,對現時的中國文化一向也未樂觀過。

可是,最近,因為偶然看到一位畫家的信,使我這一貫悲觀的想法突生改變。這位畫家說,佛教在隋唐五代的發揚,全國是沸騰到了家的。可是沸騰的階段過去以後,中國文化又從這種急湍中水落石出的站起來。想一想,十世紀的新宗教對中國有多大影響,可是卻沒有把中國文化消滅。那麽,這個二十世紀的新宗教,把中國帶入了沸騰以後,恐怕也有河清海平的一天。我卻因為這位畫家的信心,把自己悲觀的情緒沖淡不少。

我一邊聽錢穆的演講,一邊想起雷海宗及畫家的話,當然並未太仔細去聽。可是,最後,總有個印象,知道他在講什麽。比起朱光潛那兩天的演講要好多了。因為你再努力聽,也不知朱光潛在講些什麽。

在大陸的學者,對舉國沸騰的反應是頗不一樣的。比如潘光旦、雷海宗,是屈辱而死;並未改動他們的學說;這是最上乘的反應,也是最慘烈的;比如金嶽霖,沸騰時期寫些清算自己的文字,但印出書來,他自己從前的工作印在前面,而否定自己的文字列為附錄,這樣,我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看完了前面,不看附錄就好了。比如沈從文,一九四九年以前寫小說,教創作;而以後,洗手不寫小說,專搞歷代衣裳服制。而朱光潛則不是;他在沸騰前後,受苦受難之余,卻非常用力的研究起馬克思來。他的新著作裏,遍布辯證啦、統一啦的字眼,弄得人不易看他的書。我們看不出哪一部份是他自己由衷之言,而又哪一部份是非說不可的話。難道他不知道,馬克思是一種宗教,是沒有研究的余地的?人家既然說他不配研究馬克思,他又何必非研究這樣的題目不可呢?

回到家,大風大雨又作。一晚上,自己的思潮也是大風大雨。想一想錢穆在風雨飄搖之夕,孑然一身南來,還堅持於道統,還盡力於辦學,不能不使人另眼相看。他實在是以身行道,以知其不可為而為的精神,在寫一首悲壯的史詩。

但不知為什麽,我忽然有一種遺憾的感覺。我給這個時代起了一個名字,叫“無詩的時代”。

錢穆當時的辦學,以及後來的離開香港,是既悲壯又瀟灑的。可是我們卻看不到他任何心情的有力描述。為什麽沒有幾首詩留下來。也許他並不會作詩。錢穆離開新亞書院時,卻引蘇東坡的詩:“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這種句子如果由他自己寫出來,該多悲壯而瀟灑,可惜只是引用東坡的。

因為錢穆,又想起新亞另一個創辦人唐君毅,恐怕他也不會作詩罷。於感情宣泄不出來的時候,只得引用舊詩,或改動舊詩。唐君毅常給自己像片的題句是:“宇宙無窮願無極,海天遼闊立多時”,這是改用梁啟超的詩;而梁啟超又是套用黃仲則的詩。黃的原詩是:“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

錢穆、唐君毅全不會作詩,更不必說我這一代以及現在正受教育的一代了。無詩的時代是最可憐的時代,傷春悲秋固無以名狀;而天翻地覆也不會形容。

躺在床上,還在想這個無詩的時代究竟是如何造成的,不知什麽時候卻睡著了。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於香港

Views: 10

Comment

You need to be a member of Iconada.tv 愛墾 網 to add comments!

Join Iconada.tv 愛墾 網

愛墾網 是文化創意人的窩;自2009年7月以來,一直在挺文化創意人和他們的創作、珍藏。As home to the cultural creative community, iconada.tv supports creators since July, 2009.

Videos

  • Add Videos
  • View All

Memb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