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紅雯·譯

1982年我從耶魯大學中國文學專業畢業。我的漢語很流利,廣東話也不錯,並且好不容易學會了古漢語。因需要找個工作,我便向耶魯——中國協會提出申請,結果被派到地處長沙的湖南醫學院教英語。那年我22歲。

有一天,我的一個學生問我:“馬克老師,能否麻煩你一下?我有位親戚,她是位醫生,從哈爾賓來,她英語說得很好,可還想多學點。我能不能領她來見見你?只要一二次就行。”


他接著又介紹道:“她叫小米,聰明又有個性。在班上總當班長什麽的,甚至還當過校團支部書記。‘文革’時她主動下鄉,幾乎給餓個半死。她終於有機會上醫學院念書,是班上最聰明的人。


聽上去小米這個人枯燥極了。我清了清喉嚨,希望我的學生幹幹脆脆定個時間完事。可他又說道;“她的專業是小兒科,她喜歡跟孩子打交道,可在畢業分配時,有人散布謠言說,她和其他一些英語專業的同學在課余時間讀西方文學著作而不是讀醫學書籍。他們被斥責為‘仿羊皮’——模仿西方人。”


“所以她非但沒被分到一家好醫院,反而被分到了城外一家很小的計劃生育診所。在那兒她盡幫著醫生做人工流產手術,就是這麽跟孩子打交道的。可最慘的是,她得了白血病。說實在的,她一生吃的苦不少。我什麽時候帶她來?”


我說他們可以當晚到外語樓我的辦公室找我。他向我一再道謝後走了。


在約定的時間,有人敲門。我去開門,門口站著的是小米。我為她準備好了講解一個小時的語法,她比我大不了多少,一條紫色圍巾包著頭,像個俄國村婦。她身材小巧,臉上不帶笑容,但長得很美。


“你就是馬克老師嗎?她以一種平穩而低沈的聲音問。


“對——請進吧。”她走進屋內,坐下,操著流利的英語說:“我的親戚不能來了,他向你道歉。因為他的導師叫他參加一個會議。我一個人來你不介意吧?”


“當然不。我能為你做些什麽?”


“嗯,”她看著身邊的書架說,“我很喜歡讀書,可很難找到好的英語書,不知你能不能借我一兩本,我一看完就從哈爾賓寄還給你。”我讓她自己到我書架上隨便揀。她一邊瀏覽書架里的書,一邊告訴我她所喜愛的外國小說:《人鼠之間》、《從這兒直到永遠》以及《古拉格群島》。


我問:“你怎麽弄到《古拉格群島》的呢?”


“說來話長,”她答道,“我聽說美國人對書中所寫的情況極其震驚。是真的嗎?”


“是的,你們不震驚嗎?”


“也談不上太吃驚”她平靜地答道。


我想起那個學生對我說的有關她的經厲的事,就問道:“你是個十分堅強的姑娘,對嗎?


她帶著驚異的表情從翻閱著的雜志上擡起頭來,手捂著嘴,很不自然地格格笑道:“說得太可怕了,我才不是那樣的人呢?”


我們談了一個多鐘頭,她揀了幾本要帶走的書。當她起身要離開時,我問她何時回哈爾濱。


“後天。”


憑她留給我的好感,我請她第二天晚上再到我這兒來,她盯著我看了一會兒,說:“謝謝——我來。”就消失在沒有燈光的樓道里。我聽著她下樓的腳步聲。然後又窗口注視著她的身影走過運動場。


第二天晚上的同一時間她來了。她對一本畫冊中的幾幅新英格蘭秋天的彩照驚嘆不已。“太美了”她說,“真像夢一般。”


我不能直盯著她看,所以她翻動書頁時我就注視著她的手,傾聽她說話的聲音,並偶爾在她問我些什麽的時候才凝視她的臉。


我們不知不覺地談了很久。忽然,她像是想起什麽事,看了看手表,已經過十點了——幾乎談了兩個鐘頭。她倒吸一口氣,忽然焦慮起來,“我誤了末班車!”


她住在河對岸的一所醫院里,走路去至少得花兩小時。那是個寒冷的夜晚,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騎車帶她。這麽做本身是不會引人注意的。因為大多數中國家庭就是這樣上街的。我曾多次看見過一家三口騎在一輛車上。青年男女夜晚沒別的娛樂就這麽騎在一輛車上,女的通常側坐在自行車後座上,雙臂圍著男子的腰,傾著肩把臉貼在他的背上。


可如果一個白種人帶著一位中國女子這麽騎車就會引人注目。於是我披上厚厚的軍大衣,頭戴軍帽把頭發全塞在里面,再戴上個醫用口罩,最後再戴上一副太陽鏡,小米用圍巾包著頭,先離開了外語樓。


五分鐘後,我飛快地騎著自行車出了校門,看到她走在前面的大街上,被一輛煤車揚起的塵土遮沒了。我騎到她身邊,還沒完全停下她就跳了上來。


街道很擁擠,我們一句話也不說。卡車、汽車、吉普車瘋了似地飛馳著,自行車在我們身邊穿梭。後來我終於騎到那條沿河的路上,行人稀少下來。那條路糟透了,盡是坑坑窪窪,弄得我們躲閃不及。她很羞怯,不敢把手臂繞著我的腰,一直靠自身保持著平衡。突然我們撞到了一個特別深的坑,我聽到她叫了聲並感到她一把抓住了我。當她重又能自我平衡時,就開始把手松開了。我趕快騎到另一個坑里,並對她說別松手,我感到她漸漸把肩靠在我背上,當最後她的臉貼著我的大衣時,我能隔衣感覺到她的面頰。


我們騎到了一座很陡的橋。我開始上橋,騎了一半,她叫我停下,說我們可以走上橋頂,這樣我可以歇一歇。我們在橋頂停了下來,倚著欄桿,眺望整座城市發出的閃閃燈光。卡車和吉普車是我們唯一的伴侶。


“這是否令你想起美國?”她用下巴指著城市燈光問我。


“有一點。”


“你想家嗎?”


“很想家,我就要回家了。到時候我又會想長沙的。”


“真的嗎?”


“對,”我平靜地答道。她的圍巾包著整個臉。只有那雙眼睛露在外面。我問她,是否覺得自己是乏味的,她的雙眼笑得彎了起來。


“我不乏味,我想我是個挺有意思的姑娘,你覺得是這樣嗎?”


“是的,我也覺得如此。”她的皮膚蒼白,我看到她的眼皮羞紅了。


“你回美國後是不是跟你父母住?”


“不是。”


“為什麽?”


“因為我太大了!如果我不自謀生路他們會覺得很奇怪的。”


“多妙呀!但願我父母也這麽想,我得和他們住一輩子呢。”


“一輩子?”


“當然!中國的父母愛孩子,但他們又覺得孩子是家具,他們對你有所有權。


你得讓他們生活得舒舒服服,直到他們決定放你走。我不能結婚,所以我得一輩子照顧他們。我已經30歲了,還得事事按他們的意思辦。所以我就坐在自己房間里夢想,在我的想象中我是自由的,可以做出些奇妙的事兒來!”


“比如說呢?”


她把頭傾向一邊,揚起一道眉毛。


“你把自己的夢對人說嗎?”


“有時候說的。”


她笑著說:“我可不告訴你我的夢。”


我們沈默了一會兒,然後她突然問我,我是個悲傷的人還是個快樂的人。


“這很難說——有時快樂,有時悲傷,可大部時間是在擔心。”


“擔心?你擔心些什麽呢?”


“我也說不清——我想什麽事都有,大多是擔心浪費時間。”


“我的親戚說,你在學校的別名叫‘活神仙’,因為你是那樣與眾不同,你講的課使每個人捧腹大笑,而且你總使大家覺得愉快。這是很不尋常的。”


我問她,她是快樂的還是悲傷的。她又揚了揚眉毛,並不直接看著我,搖搖頭說:“我必須回去了——我們得抓緊。”當我轉過身去拿自行車時,她把身體朝我傾過來靠得很近,她的臉幾乎要觸到我的臉了。她直盯盯地看著我的眼睛說:“”我有個主意。”


我的喉嚨感覺得到她的呼吸。


“我們滑行下橋,”她說,“要快,別用剎車!”


我上了自行車。


“”你上來了嗎?我問她。


“等等”。我在橋底就下車。


所以現在就對你說再見了。


“我至少該帶你到醫院門口啊!”


“不,這樣不太好,萬一有人看到我,就會問你是誰。在橋底我會跳下來,然後你就折回去吧。我不會再見到你了,謝謝你,你不要對事事都很擔心。”她跳上來,臉貼著我的背,手臂緊緊摟著我的腰說:“現在——騎吧!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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