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林:歷史屬於失敗者——讀《歷史的慰藉》(下)

人們可以假借歷史的名義做一點評判,但打不了人,也吃不了人。對於中國歷史而言,冤冤相報無止盡,暴力漸漸戰勝了“天道”,成為了歷史主角。在一個強權為王、暴力橫行的世界里,只有寫史,才能在荒江野屋之中,悄聲地問一聲“正義何在”。對於中國歷史而言,或許經歷恥辱太多、災難太多、悲劇太多——多了便不足為奇,也無以作為是非曲折的標準,或許,其本身就是歷史一種演進的成本。“歷史”一詞能否做為一個全知全能全德的人格化主體,給一個民族以穩妥的善惡良邪指示呢?我們喜歡把內心的對立面“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倘若歷史並沒有這麽一根“恥辱柱”,甚至人們只在乎眼前的勝敗得失,並不真正在乎“恥辱”二字,我們又將如何相待?心安理得承認失敗的事實麽。在無法想象出更高、更終極性的存在的國度里,即便歷史有那麽一點點對人的約束力,那也是一種弱的行為規範,而不是一種強的精神自律。

《歷史的慰藉》志在為中國無數歷史的失敗者做一點點記錄,失敗的戲曲、失敗的草民、失敗的饑民、失敗的土匪、失敗的官吏、失敗的經濟、失敗的道德與膝蓋……作者原設計有書稿是成書的兩倍之多,幾乎收羅了整個中國歷史的失敗者,如果後繼能得以出版,通讀之下,我們一定會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或許整個歷史都是失敗的,所有應該出現的失誤都出現了,所有的問題被提出,答案卻永遠只能在風中飄蕩。

身為一個有相當責任感的知識分子,杜君立有一個基於傳統的判斷,就是歷史存在著一種中國文化與韃靼文化的消長,這有類於曹雪芹在《紅樓夢》開篇談論的“正邪”二氣的消長一樣。在他的想象當中,中國文化代表著禮法、文明、理性與秩序,代表農耕的節制與敬天愛人;韃靼則代表遊牧的野蠻,對生命尊嚴的漠視,對暴力的崇拜,狼群原則的本能等等。

中國的韃靼化,是作者最痛心、也是最最警惕的事。然而,歷史的脈絡何其之詭譎,從貴族般的中國到獸群般的韃靼,歷史的熵增非常鮮明,並且任何人都只能嘆興亡,不能挽狂瀾。也因此,到了近代,幾乎所有有識之士達成了一種共識,整部中國歷史都是失敗了的。這樣的態度,在魯迅這樣的先生筆下,如標桿一樣豎起。他號召不讀中國書,不知中國史,結果,一群不知中國之既往的現代洋派公民,輕易地高看了“現代性”的強度,又一次被深諳古老暴力原則的人抓成了俘虜。那些古老的暴力原則,《歷史的慰藉》中做了詳盡的描述,有心的讀者一讀了然。

讀史書如觀滄海,最後,我得進一步說明文前的強烈感覺——其實歷史本身只屬於失敗者,因為現實屬於成功者。恐龍失敗了,它成為了歷史,劍齒虎猛獁象失敗了,其也成為歷史,森林猿人失敗了,它也是歷史;迦太基帝國、羅馬帝國和蒙古帝國都復亡了,乃有各自的史記……只有中華帝國終結了,我們才對整體全部失敗的帝王將相和宮廷權謀保持那麽濃厚的興致,才會把對他們亡魂的想象移諸到當代公權者身上——雖然兩者就實情與法理上天差地遠。

對於失敗者,歷史不僅僅是一種慰藉,而是其主體與本體。因為有無數的失敗者存在,才有歷史存留的必要,一部人類歷史就是一部人類失敗史。歷史記錄失敗者的失敗,倒並非為了證明現存者的成功,而是保存了我們走過的道路,也同時保存著冥冥之中無數的可能性:

俄羅斯白藍紅三色旗升了又降,降了又升;猶太的約立了又毀,毀了又立;中國的孔廟建了又拆,拆了又建……人的歷史貌似不斷循環,實質不斷前行。當我們滿腔熱忱地要“復興一個偉大文明”和“光輝的歷史”之前,一定要稍稍弄清楚“歷史”究竟是什麽、有什麽、發生了什麽、毀棄了什麽。與此同時,我們更要傾聽歷史本身的意志:歷史在終結,而現代性,則如滔天洪水那樣在綿延。(收藏自2015-10-20愛思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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