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晨宇、孔慶超:後真相時代:當公眾重歸幻影

“後真相”成了商業和政治販賣者的營銷武器。人們尋求情感的刺激,商人負責提供這種刺激。


2016年11月30日,一篇《羅一笑,你給我站住》的文章迅速在朋友圈中蔓延。其間父愛確鑿,少有不動容者,百萬捐款也自然如洪水來襲。然而,僅僅時隔一天,當事者便被起底有三處房產,身兼兩家公司法人。

專欄作家們安慰遭受欺騙的網友,告訴他們不要因此喪失善意——羅爾的慈父形象倒下了,這次輪到了“捐款者,你給我站住”。這固然沒錯。只不過,在互聯網世界中,我們的站姿越發有些蒼涼滑稽。

互聯網總是滋生反轉的舞臺,堪比好萊塢大片。如果我們願從繁瑣的事實糾纏中抽身,似乎可以更容易地在其中嗅到幾分套路的痕跡。不管是父母之愛,還是文藝情懷,網絡事件的營銷者們越來越熟悉情感操縱的章法。觀看者如提線木偶一般,縱使用盡全身力,也未必就能退散迷霧見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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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歲末,《牛津字典》將“後真相”(post-truth)確定為年度詞匯。或許是戳中了時代的敏感病癥,一石激起千層浪。

“後真相”之精要被定義為“訴諸情感與個人信仰比陳述客觀事實更能影響民意”。或者換一種更直白的解釋方式:在這樣一個時代中,事實的重要性已然退居次席,人們對事件所產生了何種情緒,比事實究竟如何更加重要。想象一下小說《1984》中,那位瘦小單薄、相貌平凡、每天根據每天不同需要改寫歷史記錄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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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多數評論家聚焦於英國脫歐、美國大選這一類的“後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但實際上,若是將這個名詞轉換到中國語境之中,後真相與其說是一種宏觀的政治生態,不如更為貼切地說,是一種微觀的網民心理。這種心理當然不是互聯網的產物,然而,互聯網時代的技術特征,多少讓那些期待在事實迷霧中撥雲見日的人們,產生了更加濃重的無力感。

還不如在情感的滋養中,睡個安穩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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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探討互聯網中的後真相心理,也許有必要允許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幽靈,在此時恰如其分地復活。

近百年前,這位桀驁不馴的美國記者在《幻影公眾》(Phantom Public)一書中將公眾比喻成“坐在劇場後排失聰的觀眾”:公眾當然明白自己被正在發生的事情以某種方式影響著,也誠然正在隨著社會事件的洪流被沖向遠方。然而——

“這些公共事件絕不是他能掌控的,它們中絕大多數也都是無形的。如果說它們可以被掌控的話,也是在遙不可及的地方,在公眾的視線之外,被不為人所知的權力所操縱。作為一個普通人,他無法切實了解正在發生什麽、誰做出了這個舉動,或者他將被帶往何方。”

在互聯網時代中,社會的復雜程度進一步加劇,也將李普曼的預言推向了新的極致。當事實龐雜模糊,信息繁瑣難辨之時,人們便會借助自己的情感神經,尋找那些言之鑿鑿的宣言,再融入一種相互取暖的情感宗教。社會議題也便從事實的爭論,變為情感的困鬥。那些在轉基因問題中隨處可見的,對於商業利益的懷疑、對於民族情感的維護、對於科學精神的堅守,便是例證之一。

2016年,後真相的幽靈仍舊繼續在社交網站中遊蕩。1月17日,朋友圈中大量轉發著一則“江蘇女教師監考中去世,學生平靜做題”的新聞,事後辟謠,學生第一時間發現並采取了緊急施救;2月6日,一篇上海女孩去江西男朋友家過年的網帖激發了有關城鄉差異、婚姻觀念的熱議,事後證明,當事人純屬編造......

互聯網的事件營銷者們早已看穿整個行業的生存法則:人們痛恨應試教育培養的冷血機器,恐懼地域歧視中的不幸婚姻。既然事實遙不可及,情感便成為了形成判斷的權宜之計。英國一句古諺這樣說:迎合公眾,收獲豐腴;教育公眾,死於溝渠。

於此,“後真相”成為了商業和政治販賣者的營銷武器。人們尋求情感的刺激,商人負責提供這種刺激。只不過,當煽情與謠言成為了一個行業的生存法則,便沒人願意在“10萬+”的高速公路上尋求任何減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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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操縱的真義告訴我們,與其向人們解釋事實的復雜,不如去撥動他們的情感。在硬幣的另一面,對於網民而言,後真相心理已然變為一種“生活武器”。如同三島由紀夫在小說《金閣寺》中描繪的那樣,人們正在把自己的“情感分門別類地整齊放在自己房間的小抽屜裏,不時地取出加以實際驗證”。

利用人類的這種情感特質,後真相成為了一種謠言傳播的有效戰術。2016年,計算科學研究者維卡裏奧等人開展了一項對於臉書中的科技報道和陰謀論的研究,並發現了一種“回聲室”(Echo chambers)現象——即以上兩種不同信息的接收者會形成兩個非常穩定且高度分離的群體。“回聲室”現象使得兩個群體各說自話,使得“信者愈信”,增加了辟除謠言的難度。

人們很容易發出這樣的疑問:技術造成的問題,是否可以回到技術層面來解決呢?換言之,如果社交媒體客觀上促進了“後真相”謠言的傳播,那麽,我們是否可以利用技術手段來剝離情感的幹預,還原單純的真相呢?很多計算機科學的研究者們已經開始尋求解決之道。

其中一種方式是通過計算社交賬戶的傳播歷史、認證信息、傳播特性、評論語義等方式,構建機器學習模型來自動判別。另一種方式則是建立謠言庫,然後根據語義相似度判斷某個論斷是否已在謠言庫中,再采用“群體智慧”的思想,根據謠言的領域分類和具體描述在社交媒體中尋找該領域內的專家尋求幫助。

當然,僅就如今的計算科學研究來看,使用機器判別謠言的技術遠未成熟。人的問題,終究還是要回到人性。

在後真相遭遇互聯網後,警報驟然拉響。然而,我們似乎本應該早就理解,技術帶來光明的同時,往往也會放大某種黑暗。責備一種技術顯然並非解決之道。或許,我們應該反思的,是人們對技術的期望、對技術的使用,甚至是對人性的理解。在2016年末,社會學家雪莉•特克爾(Sherry Turkle)的一句話值得我們帶入新的一年:

“我們失職並非因為我們試圖建設一個新的東西,而是因為我們不允許自己去考慮新科技瓦解了什麽。我們並不是因為發明和創造而陷入麻煩,而是因為我們認為它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註:董晨宇為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孔慶超為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任編輯郵箱:haolin.liu@ftchinese.com , 2016年12月28日 07:35 董晨宇、孔慶超 為FT中文網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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