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展:“何謂中國”與當下身份焦慮(中)

很多軸心文明在歷史過程中都喪失了自己的政治載體,但東亞的軸心文明卻一直有中華帝國作為其政治載體,並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歷史效應。之所以會有這種差異,根本上來說,是因為中國的超大規模性。超大規模首先體現在中原地區的龐大人口與財富上,其規模達到如此程度,以至於在第一個千禧年過後,朝廷(中央)所能低成本汲取的資源超過了任何地方性勢力的抗拒能力,此後中國再無長時期的分裂現象出現,於是就有了國人經常說的“唯一歷史未曾中斷而延續至今的文明古國”。其延續性的根基並不僅僅在於其文明的韌性,更在於超大規模所帶來的軍事與財政邏輯。

說得更準確點,一個龐大政治體的自我維持,與軸心文明的存續,是兩個獨立的邏輯,並不能相互解釋,但是相互有需求。這個文明在其復蓋區域內始終可以找到一個獨大強國作為其載體,該強國則始終可以該文明作為自己的身份識別標誌。而在其他文明區域內,由於沒有這種超大規模,沒有足夠的可供低成本汲取的資源,因此能夠壓制各種地方性力量的獨大強國就很難持續存在;也因此,若幹彼此相持不下的強國,便不會以文明作為自己的根本身份標誌,以免混同於其他國家。

中國軸心文明的擔綱者在古代的流轉,最終必會落在起自農?牧過渡地帶的人群身上,過渡地帶分布在長城沿線及東北。因為只有這個群體同時熟稔農耕與遊牧兩種體系的秩序奧秘,能夠帶來超越於農?牧之上的多元治理,使長城南北的緊張關系轉化為統一帝國的內部均衡關系。他們對中原的理解能力使其能夠調動中原的龐大財富,這是純粹的草原統治者很難做到的;他們的草原身份使其擁有超越於中原的廣闊視野,有能力統治儒家文化無法直接整合的龐大非中原疆域,這是純粹的中原統治者很難做到的。因此,這個群體能構建起龐大的多元復合帝國,使得軸心文明所構想的“天下”,外化為一個現實的帝國秩序。這種多元復合帝國也帶來了中國的另一重超大規模性,即地理上的超大規模性和帝國內部秩序上的超級復雜性。這兩個意義上的超大規模性,使得中國在現代轉型時面臨的任務變得極為復雜。

在擔綱者的流轉過程中,中國歷史經歷了復雜的變遷,變遷的主動要素,或說自變量,來源於社會分工最為復雜的中原地區。相對於非中原地區而言,因其分工的復雜性,內部各種社會要素的均衡關系更為易變。每一次出現有歷史意義的技術躍遷,都會給中原帶來新的經濟資源,並打破此前諸種社會要素的均衡關系,也就是打破原有的社會結構。舊有的和新出現的各種社會力量,會在動蕩與博弈中走向新的均衡,中原的社會結構就這樣經歷過幾次深刻變遷,從商、周之際的封建社會轉化為漢、唐之間的豪族社會,再到宋、清之間的古代平民社會。社會結構的變化,會改變中原地區的財政與軍事邏輯、帝國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相對力量關系、軸心文明的經典闡釋框架,以及中原地區與非中原地區的互動模式。

我們可以看到,在今天這片被稱作“中國”的東亞大陸的土地上,數千年的歷史呈現為一個多元體系的運動過程。這個體系內部包含著中原、草原、海洋、西域、高原等幾種主要的自然?社會?經濟生態區域,各個區域彼此間有著極為深刻的相互依賴、相互塑造的關系,以至於脫離開一方完全解釋不了另一方。幾大區域構成的多元復合結構里,歷史運動的主線是草原、中原、海洋這三大區域的互動關系;西域和高原這兩大區域構成副線,它們就像催化劑,影響著主線的發展路徑和歷史節奏。這樣一種深刻的有機聯系,讓各個區域互為條件,構成一個多元共生體系;所謂“中國歷史”,就是這個多元共生體系的演化史。這一體系不斷地尋求著從多元主體相互對抗的外部均衡,演化為多元復合帝國的內部均衡;中原地區每一次社會結構的變遷,都將打破業已演化出的多元帝國的內部均衡,於是體系會回到外部均衡,前述運動過程在更高一階上再重復一輪。這構成了中國歷史的循環上升的邏輯過程。

經過幾輪的反復演化,這個多元共生體系在其古代歷史中落實為大清帝國,漢滿蒙回藏多元主體都被納入統一的帝國之中,接受多元的統治。就當時的技術條件而言,一種真正的普遍性達成了。然而,新的困境也就此到來了,它體現在物質和精神兩個層面。

就物質層面而言,在內部均衡所帶來的和平紅利下,中國人口過度繁衍,出現大量過剩人口,導致中國經濟陷入一種特殊的困境而無法脫出。過剩人口帶來過於便宜的勞動力,使得以節省勞動力為目的的技術變遷無法出現,因其不具備經濟可行性;中國因此便無法內生性地發展起工業經濟,因其以新的技術變遷為前提;而不能從農業經濟進展到工業經濟,便無法吸納過剩的人口。中國於是自我鎖死在一種低水平狀態上,有學者稱此一狀態為“內卷化”。中國由此便有陷入一個惡性循環的危險,因人口過剩導致流民四起而造成的治亂循環,可能會反復上演;這種循環無法像此前的歷史那樣,帶來社會的結構性演化,而只有無變化的重復,便不再有任何歷史意義。就精神層面而言,朝廷能夠從這個超大規模人口的社會中汲取到如此多的資源,以至於社會已不再擁有對於朝廷的制衡力量,軸心文明對其信徒所承諾的尊嚴,也將在政治的壓制下逐漸落空,軸心文明的精神內核有可能逐漸枯萎下去。

除非有外部資源注入,才可能突破這兩重困境。因此,中西之間的相遇便成為中國歷史繼續發展的一種內在需求,中國在內外各種壓力的綜合作用下,加入世界秩序,走上了現代轉型的道路。

中國的超大規模過剩人口,只有在作為封閉經濟體的情況下,才會導向“內卷化”的結果,一旦加入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反倒會成為中國的競爭優勢。但是,這種優勢要想能夠真正釋放出來,中國必須先完成政治整合。如果沒有政治整合,就直接加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便有可能被徹底撕裂化。這個問題又一次與中國的超大規模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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