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達爾文主義對哲學的影響”在杜威哲學中具有綱領性的意義，這是因為這篇短文勾勒出杜威後來的主要著作的邏輯。杜威提倡的“發生學和實驗的邏輯”是探討具體經驗的思想方法，他總是在具體的經驗領域說明這一邏輯。比如，《邏輯：研究的邏輯》是對科學經驗的邏輯所作的發生學考察，《哲學的改造》從希臘哲學開始對西方哲學的邏輯作了社會歷史考察，《人的本性和行為》關於社會倫理的研究，《藝術經驗》關於美學的研究，《共同的信仰》關於宗教的研究，《新舊個人主義》、《民主和教育》和《公共領域及其問題》等著作中的社會科學研究，也都是對具體領域的經驗的邏輯考察。正是這些邏輯考察，杜威的思想屬於哲學，而與人文和社會科學的具體學科相區別。

三、倫理學的發生學方法何以可能？

按照休謨以來關於事實與價值的二元對立，描述歷史事實的進化論是不能被應用於對道德價值和規范的研究的。在1902年發表的“應用於道德的進化論方法”中，杜威提出了進化論的方法為什麽能夠應用於道德的研究的問題，通過分析和論證，他得出了“只有使用進化論的方法，即歷史的方法，道德才能進入科學的領域”[7]的結論。

首先，杜威指出，科學的實驗方法就其實質而言是發生學的方法。他說：“實驗方法可被稱為發生學方法，它處理的是事物變成經驗存在的方式或過程。”以水以例，只有在實驗中觀察到氧原子和氫原子化合成水的發生過程，我們才能科學地認識水的“經驗存在”。

其次，杜威指出，實驗方法和歷史方法一樣，都是關於個別事物的起源的考察。“我試圖說明，在我們的物理知識的實驗方法與我們精神領域或自覺的價值領域中的狹義的歷史方法之間，並不只是相似關系，而是完全相同的。”[8]杜威並不否認兩者的差別。實驗方法為了控制和制造事物，把個別事物的發生過程概括為一般化的過程；但歷史方法探討個別事物起源是為了找到一個簡單化的起點，為研究整個過程提供一個限制性的條件。但是，兩者的不同只是在用途和目標上的差異，而不是方法論上的根本差異。

如果不注意實驗方法和歷史方法的差別，就會產生杜威所說的“唯物論的悖謬”（materialisticfallacy）。實驗方法的研究對象是物質的生成，並把這物質的過程一般化。但歷史方法不能把物質的生成過程當作歷史的全過程，不能認為最早發生的物質是貫穿全過程的本質。在實驗過程中，起源可以被一般化為本質；但在歷史過程中卻不能把起源概括為本質。杜威說：“從某種觀點來看，時間上較早的東西有較大的價值，但這只是方法上的價值，而不是存在的價值。系列上後來的東西以太復雜和混亂的形式掩蓋了它們的面目，但卻能以相對簡單和明白的樣式表現在較早的東西中。”[9]就是說，在歷史變化的系列中，確定一個起點只是為了設定一個限制性的條件，而不能把以後發生的事件從這一起點中“推導”或“演繹”出來。從存在的形態和價值上看，後起的事件可能比起源更加高級和重要。

在歷史演化的過程中，物質在先，精神在後。研究精神現象必須從物質的生成變化開始，但如果由此認為物質是精神的本質，關於精神的知識可以從關於物質的知識中推導出來，那就是“唯物論的悖謬”。不過，杜威同時指出，如果不顧最初的物質條件的制約，片面強調精神的重要性，那也會落入唯心論的窠臼。“正如唯物論者把較早的東西隔絕開來，加以神化，成為實在的典范，唯心論者用同樣的方式對待後來的東西。”[10]

杜威認為唯物論和唯心論都犯了同樣的錯誤：“混淆了過程的連續性與內容的同一性”。就是說，進化過程是連續的，把這一過程出現的一個事物抽象出來，當作獨立對象來研究，這是科學的需要，在方法論上也是允許的。但如果把這一對象看作是孤立的本質或本原，認為其他事物或對象都要與它相等同，那就是“混淆了過程的連續性與內容的同一性”。根據杜威關於經驗的“連續性原理”，“進化論的方法在道德事實中的應用，沒有給我們留下兩個極端，一邊完全是動物的本能，一邊是精神的絕對命令。它向我們揭示了動物本能和責任感都有自己位置的單一的連續過程。它給予我們一個具體的全部。”[11]

在杜威的倫理學著作中，進化論的方法有兩方面的運用。首先，杜威用進化論的眼光看待道德的起源。他在1927年的“人類學和倫理學”中，對克魯泡特金（Kropotkin）、韋斯特馬克(Westermarck)、馮特(Wundt)和豪伯浩斯(Hobhouse)等四人關於起源的觀點做了批判性的評論。[12]他的《倫理學》（1908）一書引用了人類學的材料和觀點，從原始部落的習俗開始說明道德的起源，並用環境和社會的變化說明“群體道德”向“個人道德”的進化。[13]另外，在《人性和人類行為》(1922)一書中，杜威從心理學的角度，說明從刺激、反應自然形成的習慣到自覺精神的發展過程。[14]

杜威大力提倡把進化論的原則和方法應用於道德以及其他精神活動的領域，並且身體力行，運用進化論的發生學或歷史方法，考察人類道德習俗和道德意識的起源。他的方向是正確的。至於他關於道德起源和性質的探索是否符合現代達爾文主義，那是另外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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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胡適文存》，第一集，黃山書社，1996年，216頁。

[2]PsychologicalReview,vol3,p.327.

[3]PsychologyofNumber,pp.53,37.

[4]“EvolutionandEthics”,Monist,8(April,1898),321—41.

[5]“TheinfluenceofDarwinismonphilosophy”,inTheMiddleWorksofJohnDewey,vol.4,pp.3-14.

[6]Ibid.,p.8.

[7]“Theevolutionarymethodasappliedtomorality”,inTheMiddleWorksofJohnDewey,vol.2,p.20

[8]Ibid.,pp.5,8-9.

[9]Ibid.,p.10.

[10]Ibid.,pp.14.

[11]Ibid.,pp.16,14.

[12]“AnthropologyandEthics”,inTheLateWorksofJohnDewey,vol.3,pp.9-24.

[13]Ethics,inTheLateWorksofJohnDewey,vol.7,pp.39-81.

[14]HumanNatureandConduct,inTheMiddleWorksofJohnDewey,vol.14.（愛思想網站2010-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