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三十年文化之變(中)

有嚴苛的自我反省,才能從“紀念”走向“研究”

新京報:其實,從某種角度上看,2008年可以稱之為“改革開放紀念年”,從年初到現在,各種各樣的紀念性文章、圖書、專刊、專題、活動層出不窮。

陳平原:這個現象我也注意到了。我想強調的是,“紀念”是必要的,但光有紀念還不夠;我們應努力從“紀念”走向“研究”,進而使“改革開放三十年”成為一種良好的、具有巨大潛能的傳統。什麽叫傳統?傳統意味著自覺且豐厚的歷史積澱,三十年的經驗教訓,確實值得認真總結。幾千年的中國文化,是一個傳統;晚清以降的歷史進程,也是一個傳統;共和國60年、改革開放30年,更是必須直接面對的傳統。所有這些大大小小的傳統,都必須經過理性的過濾和評判,才可能轉變成為有效的思想資源。

從這個意義上說,“三十年”之能否從紀念走向研究,就看其是否包含著嚴苛的自我反省。在我看來,三十年的經驗固然值得慶賀,三十年的失誤或缺憾,同樣值得正視。也只有這樣,“三十年”才能成為有效的傳統或資源。否則,我們一味說好的,忘記了三十年中間存在各種各樣的分叉,就像港灣有各種支流與分叉一樣,那是不負責任的。因此,我們需要理解主流、贊美成功,也需要理解分叉、體察失敗。

大量域外著作的譯介與出版,構成30年文化建設的主要特征

新京報:改革開放,是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先談“開放”,中國這三十年中是怎樣逐步融入世界文化體系的,最大的變化是什麽?

陳平原: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開始熱情擁抱整個人類的科技創新與文化成果,或者說直面整個西方世界。談三十年的文化變遷,“讀書”絕對是個重要的表征。讀什麽書、怎麽讀,這都直接影響著這三十年的文化發展。我曾經撰文指出,對西方思想及文學藝術的積極譯介,成了今天中國最為重要的文化現實。三十年的文化變遷,最值得誇耀的地方,是我們現在已經基本上跟世界上的主要思潮同步,不再有“時間差”。這是個最大的變化。

新京報:可是我們看到,事實上也並非完全如此?

陳平原:所謂“跟世界思潮同步”,新聞方面容易做到,大眾文化也比較好辦,但真正深刻的、帶有歷史性與民族性的那種思考與反省,則還沒有很好完成。但總的來說,我們必須理解,大量域外思想、文化、學術著作的譯介與出版,構成了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化建設的主要特征。

記得兩年前你們報紙的書評周刊,曾做了一期特刊,邀請若干學者介紹自己當年讀的十本書。給我最大的感覺,就是80%讀外國人的書,20%讀中國古人的書,基本上不讀當代中國學者自己的著作。我猜測有兩種可能性,一是當代中國學者缺乏創造力,沒有特別原創性的思想成果。二是即便有了原創性的成果,我們也不承認,更願意相信“遠來的和尚會念經”。

一方面,我們已經能夠與西方學者同步閱讀、思考;但另一方面,也許正因為這樣,出現了另一種偏差,中國當代學者的思考與創造沒有得到足夠的尊重。是沒有好成果呢,還是說有了,但離得太近,我們自己看不清?

“漢語熱”並不等於“中國文化熱”

新京報:對我們今天的文化發展進程,有沒有一個基本的評價?

陳平原:這三十年,我們在貿易上是大量的順差,而在文化上則是大量的逆差。我們也有好些走出去的,可你仔細看,走出去的是什麽樣的書。有一些文學作品,但更多的是普及性讀物。我只能說,現在歐美學者研究中國問題,必須參考中國人的著作;但我不敢說,做拉丁美洲研究的,也得參考我們的研究成果。換句話說,我們的研究成果,還缺乏普遍意義,更多的是區域研究;即便做得很好,人家也翻譯過去了,但也只是作為“中國學”的參考資料。若能進一步,這“論述”不僅對中國問題有貢獻,而且研究其他國家、其他文化的學者也非讀不可,那就更值得慶幸了。我覺得,目前還沒有到這個地步。

新京報:不過,隨著對外開放的深入,大量的海外留學生湧入中國,而且海外也出現了漢語熱現象,比如近年來在海外建立了不少的孔子學院。

陳平原: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漢語熱”並不等於“中國文化熱”;“漢語熱”更不等於中國文化已經成為人類思想的主流。很多外國人之所以學漢語,是因為我們的市場。他們知道,掌握了漢語,將來找工作更容易。確實,我們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很多孔子學院。但那是基礎性的語言教學,過度渲染其文化傳播意義,或所謂的“軟實力”,我以為是不明智的。

更需要追問的是,中國文化的魅力,是否真的呈現出來了?比如說,國外的年輕人,假如不是出於謀生的需要,他們是否也熱衷於學習中國文學、中國哲學、中國藝術?這些“東方文化”對他們到底有多大的吸引力?當然,一開始出於謀生的考量,但長期的耳濡目染,逐漸養成興趣,這也是一條路。

我想說的是,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確實積累了龐大的經濟及文化能量,但還沒有很好地釋放與轉化。經濟如此,思想文化如此,文學藝術也大致是這樣。

國學“虛熱”妨礙對現實生活、文化傳統的批判

新京報:剛才談了文化的對外交流,我們再談下國內近年來的文化現象。這些年來的“國學熱”你怎麽看待?

陳平原:就我個人而言,對“國學”這個詞的內涵、起源及演進方式,是不太以為然的。我始終認為,這是一個防禦性的口號———沒有西學的猛烈沖擊,就沒有國學的奮起自衛。上世紀90年代,“國學”逐漸發熱,到了今天,成為一個很主流的話語。主要原因在於,我們國家的經濟實力日漸強大,民族主義情緒及文化自信也得以迅速提升。說白了,“國學熱”的背後,是不斷提升的經濟實力,以及民族自信心。

現在,我除了擔心“國學”之過度商業化,還因為,“國學”的這一“虛熱”(真正博大精深的文化或典籍,是不可能“熱”起來的),很可能導致一系列的問題,比如,妨礙我們對現實生活、對文化傳統的反省和批判,以及對西方文化由盲目崇拜轉為盲目對抗。在我看來,今天的“國學熱”,本身的自我反省能力是比較弱的。

我甚至有點擔心,這一思潮任其發展,有一天會讓中國重新走向自我封閉,或自戀,或自大,就像魯迅所嘲笑的,“愛國的自大”。還有,在國學逐漸成為熱潮的同時,還出現了另外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那就是用“儒學”來批判“五四新文化”。我承認五四新文化運動有不少值得反省的地方,但其對傳統中國的嚴厲批評,並非一無可取,那是對某一歷史進程及發展方向的必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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