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三十年文化之變(上)

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近年出版的著作有《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大學何為》《當年遊俠人——現代中國的文人與學者》《學者的人間情懷——跨世紀的文化選擇》《北京記憶與記憶北京》等。

30年前的“斷裂”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新京報: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史,您認為從文化變遷視角該怎麽看?我注意到,您剛在媒體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何為/何謂“成功”的文化斷裂———重新審讀五四新文化運動》,聽上去似乎有些矛盾。“斷裂”和“成功”,是很難放在一起的。

陳平原:首先需要說明,我所理解的“文化斷裂”,並非善惡美醜的價值判斷,而只是一種歷史描述,即社會生活、思想道德、文學藝術等處在一種激烈動蕩的狀態。這既不是一個褒義詞,也不是一個貶義詞。接下來,才有所謂“成功”或“失敗”的文化斷裂。

新京報:按照您在文章中提到的七個標準,改革開放是不是一次“成功”的文化斷裂?

陳平原: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特別強調各種形式的“革命”;之後,我們改變了這種獨尊革命的思維方式,這些年則更多強調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可我認為,即便是“和諧社會”,也並不像桃花塢年畫描述的那樣“一團和氣”,照樣有各種各樣的矛盾。

歷史本來就是由“演進”與“嬗變”、“延續”與“轉型”之互相纏繞構成的,有斷裂也有連續,這才是一個完整的歷史。把歷史進程想象成“一路順風”,那是很不現實的。而且,沒有任何跌宕起伏的歷史,實在太無趣。正是各種各樣的斷裂,造成某種意義上的間隔或躍進,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歷史。在這個意義上,我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個“成功”的文化斷裂。

其實,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上,有好多類似的“斷裂”。比如,1898年的戊戌變法,1905年的摒棄科舉,還有廢除帝制、全面抗戰等,在思想文化上都造成某種斷裂。新中國建立,文化大革命爆發等,也是如此。我們今天為何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不也是承認那是對文革歷史的否定?今天這個“斷裂”獲得大家的認可,承認它是對十年文革的終結,代表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新京報: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陳平原:對,每次斷裂,都假定自己是一個新時代的創造者。至於是不是成功,那需要後人以及歷史來做評價。現在隆重紀念它,是因為我們認定,三十年前的那一場“斷裂”,對於中國人來說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其思想及社會轉型是成功的,所以,值得我們追懷、贊嘆。

每個人有自己的閱讀方式,才有五彩斑斕的30年

新京報:您認為我們紀念改革開放30年的意義何在?

陳平原:三十年風雨兼程,取得很大成績,確實值得我們停下腳步,仔細盤點其功過得失。毫無疑問,三十年前開始的那場變革,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現實以及精神狀態。但有一點必須清楚,所謂“三十年”的完整性,是人為建構起來的。每個人心目中的“三十年”,因其立場及論述角度,會選擇不同的“支撐點”。

新京報:能否具體解釋一下?

陳平原:比如說,如果你關注文學藝術,你會記得,1985年是個關鍵的年份。那時候,“文革”以後培養的大學生開始獨立表現,走上歷史舞臺,如文學創作、電影藝術、人文研究等,好些“新潮”都是在1985年湧現出來的。經歷過對西方文學、學術的熱烈擁抱,到這個時候,逐漸找到一種屬於自己的表達方式。因此,1985年對於文學藝術、人文學術而言,絕對是個重要年頭。

至於經濟史或社會學家,你肯定關注1992年。因為,鄧小平南巡以後,我們重新確定了政治路線,強調市場經濟的重要性。如果你關注的是大學教育,我提醒你注意1998年。以前我們的口號是“建設世界一流的社會主義大學”,北京大學在百年校慶期間,起草文件時,建議去掉“社會主義”四個字。因為,北大早就是一流的社會主義大學了。這個建議被高層接納,江澤民總書記在代表中共中央做的報告里面,做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戰略決策。這可不僅僅是幾個字的差異,此後中國大學的發展方向與目標,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選擇不同的“關鍵年份”,意味著你談論“三十年”時的觀察點,蘊含著某種特定的立場與思路。所以,所謂首尾完整的“三十年”,其實是一個假定的論述框架,里面有很多縫隙,進入以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閱讀與闡釋方式,這才可能呈現千差萬別、五彩斑斕的“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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