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馬克思、恩格斯早就預言：“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狀態已經消逝，現在代之而起的已經是各個民族各方面互相往來和各方面互相依賴了。物質的生產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這一預言正在無可阻擋地變為現實。在這世界即將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際，更可以清楚地看到，國際形勢正在發生著轉折性變化：從緊張轉向緩和，從對抗轉向對話，較長時間的和平成為可能，各國之間的關系更為密切。事實上，對話可能會代替對抗成為民族交往的主要形式。

對話，當然包括經濟、政治、軍事各方面，而文化將是其中尤其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文化本身就是一種力量或權威，用來界定和認知我們周圍的一切現象。如善—惡、美—醜、貴—賤、尊—卑；秩序—混亂、理智—瘋狂、正常—反常、健康—病態等等。同一文化系統的成員在判定這些現象時達到基本一致而形成文化力，文化力的發展通過認同和離異兩種相輔相成的作用來完成。“認同”表現為與文化主體基本一致的闡釋，如我國傳統的“述而不作”“我註六經”，其作用在於鞏固和維護文化力已經確定的種種界限，使某種文化得以凝聚和穩定，與此同時，某些異己的因素就不得不因此受到排斥和壓抑。“離異”表現為批判和揚棄，表現為在一定時機打破、擴張和改變界限，把被排斥的兼容進來，把被壓抑的能量釋放出去。在離異基礎上的闡釋是一種在視野融合基礎上的對傳統文化的重新建構，如我國文化發展中經常出現的“變古亂常”“六經註我”。認同和離異，這兩種作用的交互進行就促成了文化力的發展。

不同文化的接觸實質上是一種力量的較量，結果是強文化力對於弱文化力的征服。托多洛夫（TzvetanTodorov）在他的《美洲的征服》一書中用大量數據指出西班牙人對美洲印第安人的征服，主要不是由於其軍事、經濟實力，而是由於後者本身弱文化力的局限。托多洛夫認為“良好的理解力是建立權力的最佳手段”，印第安人由於固守舊文化，喪失理解他人的能力，也就喪失像日本那樣更新重建自己文化的機會，以致雖然擁有遼闊肥沃的土地、曲折漫長的海岸線，也不能逃脫民族衰亡的歷史命運。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民族由於缺乏自身文化的凝聚力，又不能在歷史轉折時期對傳統文化作出新的詮釋，以致“全盤外化”，受強文化力的滲透、異化而中斷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一些曾為殖民地的民族，其文化被宗主國文化所代替而成為歷史的陳跡就是一例。

……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進入信息時代，壟斷崩潰，殖民體系瓦解，科技發展大大縮小了全球各民族之間的距離，人類對宇宙、對自身的認識能力有了極大提高，特別值得提到的是20世紀以來，占主導地位的歐美哲學、社會科學理論自身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顯然有利於世界向多元、溝通、寬容、平等對話的方面發展，這一切為第三世界解決以上兩難處境提供了新的機會和可能。

首先，從理論上來說，西方長期占主導地位的主觀與客觀的兩分法受到了挑戰。自從現象學原則被普遍接受以來，人們普遍承認“存在是包含主體在內的存在，意識是包括意識對象的意識”。沒有意識對象，意識就不成其為意識；沒有意識主體，意識對象也就不存在。因此，一切都隨主體所在的時空的變化而變化。例如人類對於原子微觀世界的了解就是通過人類實驗設計來完成的，實驗設計尚未涉及的無限領域就不能成為意識對象而存在。所有體系、中心既然都是人設定的，就不可能不隨主體意識而轉變。正如美國詩人史蒂文森的詩：“我把一只壇子放在田納西／它是圓的，置在山巔／它使淩亂的荒野圍著山峰排列，於是荒野向壇子湧起，匍匐四周，再不荒莽。”（《壇子的軼事》）一切中心和體系都是人為的建構，都是從無垠的宇宙按人的意願而截取的細部。認識這一點至關重要，它促成了發達世界文化自我中心的解體，並為承認文化的多元發展提供了前提。

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哈貝馬斯進一步指出任何體系的構成，首先要“定位”，定位就是“自我設限”，也就是有所規範，無邊無際就無法構成體系。但體系一經完備就會封閉，封閉就是老化的開始。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途徑就是溝通，即找到一個參照系，在與參照系的比照中，用一種“非我的”“陌生的”眼光來重新審視自己，這就是哈貝馬斯所說的“互為主觀”。這樣，就跳出了原有體系的“自我設限”，有可能擴大自我，來承受和容納新的體系。這種開放、融合正是對原有體系的批判。一種體系與多種其他體系的溝通網絡的建立，及其相互間的融會貫通，結果就是原體系的重建，也就是新體系的誕生。這就是批判——溝通——重建的發展之路。哈貝馬斯的理論摧毀了“歐洲中心論”，促成了早已爛熟的西方文化體系的“解構”，迫使發達世界向其他文化體系，特別是向遙遠異域的第三世界文化體系尋求溝通，尋求參照系以突破自己，解脫困境，達成新的發展。

再從第三世界的實際情況看，隨著政治、經濟的發展，第三世界許多國家在文化方面也急於掙脫過去的邊緣、從屬地位，向中心移動，尋求與發達世界文化的平等溝通。在這一溝通過程中必然遇到的最大難題就是溝通工具——語言。溝通的基礎是理解。要達到相互理解，就必須有一種雙方都能接受的話語。當第三世界文化進入世界總體文化時，它所面臨的就是發達世界已經長期構築完成的一套概念體系，也就是一套占統治地位的話語。從文學方面來說，那就是從新批評派、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接受美學到解構主義、文化多元主義等所形成的一套思維過程和表達這一過程的話語。這套話語以其經濟、政治實力為後盾，已在全世界廣為傳播，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已形成為一種“以公認的規範為背景的、可以達致認同的話語”，正如英語在一定範圍內成為流通語言一樣。第三世界文化要進入世界文化對話，達到交往和理解的目的，就必須承認這一事實並熟知這套話語。事實上，這套話語經過數百年積累，匯集了千百萬智者對於人類各種問題的深邃思考，確具科學價值，其成就與失誤都能給後來者以參考和啟發。然而，危險的是，如果第三世界完全接受這套話語，只用這套話語構成的模式來詮釋和截取本土文化，那麼，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獨創性的活的文化就可能因不符合這套模式而被擯棄在外，仍然不能進入世界文化中心，最多只能從個別側面豐富那一套成熟的模式。所謂世界文化對話也仍然只是一個調子，而不能達到溝通和交往的目的。

看來要進行真正的對話就必須找到一個中介，這個中介可以充分表達雙方的特色和獨創性並足以突破雙方的體系，為雙方提供新的立足點來重新觀察自己。為“更新”和“重建”構成前提和可能，我認為這個中介就是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盡管人類千差萬別，但從宏觀來看總會有構成“人類”這一概念的許多共同之處，例如人的認識能力的進化（中國、印度、希伯來、希臘等重大文明都出現在大體相同的“軸心時代”），人與科學的關系（除少數蠻荒之地，人類不得不同時進入信息時代）等。從文學領域來看，由於人類具有大體相同的生命形式（如人與人、男與女、老與幼、人與自然、人與命運、個人與集體等）和體驗形式（如歡樂與痛苦、喜慶與憂傷、分離與團聚、希望與絕望、愛與恨、生與死等），以表現人類生命與體驗為內容的文學就必然面臨許多共同的問題。

例如對於“什麼是文學”這一根本問題，各種文化都有自己的回答。各民族文化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都是一個開放性的過程，都各有自己的思維方式和表達這些方式的獨特的“話語”。對話，就是要針對這同一個問題，各自用自己的方式作出自己的答案。這些答案既回響著悠久的歷史傳統的回聲，又同時受到現代人的詮釋和檢驗。因為一切文化傳統都不是固定的既成之物，而是活在現代人意識和現代時空之中的正在形成的活的產品。20世紀90年代我們必得進入的世界文化對話就是這樣一種現代人的對話，或者說各種文化體系在現代詮釋中的平等對話。這種對話一方面必須充分發揮各種文化長期形成的特色和獨創；另一方面又必須充分了解他種文化，找到新的參照系，以便對自身進行新的審視，通過“互為主觀”，突破舊體系，完成文化現代化，達到新體系的重構。而人類共同面臨的種種問題就是進行這種對話的必要中介。任何個別文化體系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都只能是一方面，只有通過世界總體文化對話，這些問題才能獲致我們這一時代的最圓滿的回答，並向未來開放回答這些問題的更廣闊的視野和前景。

在這樣的形勢面前，如果不能在現代詮釋中充分呈現自己文化的特色和獨創，積極參與這一世界文化力角逐，一個民族的文化，即便豐富多彩、源遠流長，也只能被同化，失卻光芒以至衰亡；如果懼怕被吞沒而外在於這場角逐，一種文化就會因封閉、僵化而枯竭，成為類似裝飾美國旅遊商店的所謂“印第安文明”，也就是那種魯迅早就詛咒的專供外國人獵奇觀賞的“國粹”。這就是第三世界文化進入20世紀90年代所面臨的嚴峻選擇。（本文選自北京大學出版社，《跨文化之橋》樂黛雲著，ISBN978-7-301-27862-8，定價：58.00元，愛思想網站2017-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