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容《有一首歌》從畫裏看現代人生

好懷念剛來臺灣時那些竹籬編成的圍墻。

那個時候,我們與所有的鄰居之間,都只隔了一道稀疏的竹籬,在院子裏的一切活動,大家都能看得到孩子的粉紅衣裙,笑聲或者哭聲也都變得非常的親切熟悉。

可是、今天的我們,因為大家都如此,都要住在厚厚的磚墻裏,都要在玻璃窗外加上了粗糙的鐵窗;所以,在城市裏的居民,也不得不把自己緊緊地鎖在一個封閉的世界裏面,“鄰居”已經跟著變成了一種冷硬的名詞,不再能給我們以任何與陽光、花香、孩子的笑聲有關聯的印象了。

不少的現代人就是這樣地把自己封鎖起來,無論是無可奈何或者心甘情願,有形或無形的樊籠永遠存在在我們周遭。在生活裏,人類還不斷地用各式各樣的條件來劃分界限,條件相差得越多,那界限便畫得越深,無形的墻也築得越厚。終於形成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鴻溝。


藝術家敏銳的心靈首先對這種現象起了反應,在很多現代繪畫與雕刻作品中,我們都可以感覺到這種人與樊籠之間的掙扎。

沙金(Ossip Zadkine)在一九四三年作成一件題名為“女囚”的雕塑。女囚們的雙手伸出在堅硬冰冷的鐵檻之外,腳也正嘗試著邁出來;但是,這個雕像給人的最初的感覺,卻好像女囚的身體與鐵檻已經合而為一了。兩個女囚的面部表情各異,但是都充盈著一種對自由的渴望,只是,樊籠與赤裸的身體互相糾纏,暗示著這是一種自我的禁錮。

在沙金的作品裏,我們還可以看到掙扎與渴望的痕跡,而在玻維赫里(Pevereli) “自閉的人”裏,人與鐵檻完全溶合,在這張畫裏,給人一種靜止,退縮的感覺,樊籠已經不是從身外加入,而是從身體內部向外築成的了。

這張畫使我想起我的一個朋友,一個美麗安靜的愛爾蘭女孩,在夏日阿爾卑斯山仍有積雪的山谷裏,向我說的那一段話:


“你知道,我有時候真想把自己封閉起來,能夠離人多遠就多遠,能夠藏入多深就多深。不思不想,只求別人能夠把我忘記。”


但是,在平常的生活裏,她是一個好像很能適應這個社會的女子,功課很好,能力很強,在大學裏一面做助教,一面修數學博士的學分,除了稍嫌安靜之外,並沒有任何異常的現象。事實上也是,放眼我們周遭,很難看得出來哪些人是真正適合這個社會,而哪些人並不是。或者,我們可以說:所有的人都在努力使自己適應這個世界,努力扮演著社會分配給他的角色,有時候是自覺的,有時候卻是不自覺的。

在我們在周遭,有著無數的樊籠、無數的規則像森林一般豎立著,無數的界限像無數的門,人生永遠在等待與渴望之中,可是,開啟了一扇門之後,另外一扇門又呈現了出來。廖修平在他的版畫裏,曾有過一段時間,反復表現“門”這一個主題,想必是有他的深意吧。

這個世界對廿世紀的人來說,似乎充滿了門與樊籠,藝術家因些也無法不反映出這一種苦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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