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虎彬:荷馬與我們時代的故事歌手(下)

24族志學者。帕里和洛德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起研究了口頭詩人,認為他們是在不借助寫的前提下傳播和創作詩歌的人。

我們應該反思這樣一個流行的觀點:口頭詩歌的創作是匿名的或集體的。洛德在《故事歌手》自序裏有一段耐人尋味的話:“荷馬是我們的故事歌手”,“南斯拉夫的阿夫多是我們時代的荷馬”。這句話充滿了濃厚的古典學的氣息,但是,把一個現代目不識丁的屠夫、巴爾干的歌手與荷馬並駕齊驅,的確需要一種膽略。阿夫多是南斯拉夫的一位歌手,一九三三年被帕裏發現,洛德在此後的二十多年裏曾對他進行了反复的訪談與調研,關於歌手的傳記和演唱篇目在過去的四十年間陸續被出版。帕里和洛德對阿夫多的研究可以成為民間藝人研究的典範。

從書寫與口頭傳承的角度來研究荷馬這樣的歌手,人們會錯誤地認為歌手是可以寫歌的;可是寫對於歌手來說是一個太慢的過程。特殊的過慢的語速會妨礙演說者的思想表達,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把一支筆放在荷馬身上,人們很容易把他歸入劣等詩人之列”。荷馬的時代是否有文字、是否有書面傳統,這與荷馬作為口頭詩人的結論是不相幹的。洛德強調說,他研究的荷馬是這樣的口頭詩人,荷馬所處的那個時代有書面的東西,但是數量並不多。在荷馬的時代,口頭詩人就是創造性的藝術家。

人們很難想像,一位口頭詩人會很快地成為像龐德、艾略特那樣的詩人,書面詩人的創作參考了世界文學歷史上的不同時期不同地方的東西,這對口頭傳統詩人是不可能的;“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這樣的苦思冥想也只有書面詩人才有。在強調個性和獨創性的現代藝術中,人們很容易想當然地把自己的一些觀念加到口頭傳統歌手的身上。可是,史詩歌手常說的一句話是:“我是從別人那裏學會這支歌的,我唱的和他一樣。”用文字的形式記錄史詩,這個動機並非來自荷馬,而是來自外在的力量。歌手並不需要書面的文本,也不會擔心他的歌失傳,聽眾也不會覺得有這個必要。采錄口頭歌謠的傳說和記載,古今中外不絕於書。古代孔子刪定《詩經》的傳說,漢代采詩之說,古希臘某個暴君修訂荷馬史詩的神話等,不過是說了相同的故事,那就是說,采錄歌謠的行為是為了文化的控制,這個行為通常是集體的、民族的、國家的、上層階級的。

洛德強調了歌手的能動作用,歌手是表演者,也是創作者。他認為“原創的”和“正確”文本概念並不適合口頭詩歌。在歌手之間並不存在固定的文本、原創的文本或原型。每一次表演都是原創的。我們關於“原創的”、“原型”的概念在口頭詩歌中是找不到感覺的。並沒有什麽正確的文本,並不能說一個文本比另一個文本更加真實更具權威。每一次的表演都是惟一的,不可替代的。口頭文學和書面文學都有一個語篇世界,不同之處在於,一個口頭文學的片斷,它的充分實現,必須以表演為前提。口頭詩歌的文本概念,它的核心是表演。不同的表演、不同的表演時間場合,不同表演者、不同的聽眾,這些都會影響口頭詩歌的文本。離開了表演,口頭詩歌的存在,它的完整性、統一性就不復存在。通過文本來閱讀是書面文學的交流方式;口頭文學的交流更加依賴於社會語境:觀眾的特點、表演的語境、表演者的個性、表演本身的細節等。

帕里和洛德關於口頭詩歌文本的概念指的是“表演中的創作”。文本的權威性是由從表演到表演的穩定性程度決定的。洛德認為,對口頭詩人來說,創作的那一刻就是表演。創作和表演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一部口頭史詩不是為了表演,而是以表演的形式來完成的。用洛德的話來表述,詩就是歌,它的表演者同時也是創作者,無論他創作什麽,他都要再創作;他的即興表演的藝術,牢牢地植根於他對傳統要素的把握。表演對口頭詩歌的核心地位是很明顯的。沒有表演,口述傳統便不是傳統;沒有表演,傳統便不是相同的傳統。沒有表演便不會產生什麽是口頭詩歌這樣的問題。?

《伊利亞特》和《奧德賽》作為口頭史詩的文本性,它的含義指的是《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的藝術性、內聚性、宏偉性和統一性。口頭詩學的文本性概念,主要是在荷馬史詩形態學的意義上來界定的。這主要是指史詩在主題、情節的完整性和敘事上的平衡性特點,這些形態學上的特點隨著口頭史詩傳統演化而逐漸趨於定型。從口頭詩學的文本性的探討中,我們又回到了一個老問題上了:傳統是什麽?有沒有一個淩駕於傳統之上的作者?怎樣以荷馬的時代來看荷馬?

當代學者認為,在哈佛大學有四個學科構成了洛德學術生涯的有機整體:古典學、斯拉夫學、比較文學以及後來於一九六七年形成的民俗學。帕裏和洛德的遺產,代表了比較文學這一學科。一九六○年《故事歌手》出版以來,帕裏—洛德遺產已經越出了古典學、斯拉夫學甚至比較文學的學科界限。《故事歌手》與美國民俗學關系密切。它已經成為民俗學的標準的教科書。帕裏—洛德的實證性研究,已經超越了僅僅理論的階段。他們上承阿爾奈、湯普森的芬蘭歷史—地理學方法,下開民族志詩學和表演理論的先河。

帕里—洛德學說對我們思考這樣一些問題是有益的: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古代文學的經典,如何看待民眾的口頭傳統,民族的、道德的、情感的因素是否影響了科學的態度。近半個世紀以來,眾多領域的專家在形形色色的社會裏調查的材料,陸續地被運用到對荷馬史詩的對比研究中。這些大量的對比的論證材料,歸根結蒂要解決的問題卻只有一個:關於口頭詩歌中史詩的本質特點,大而言之,口頭詩歌是什麽這樣一個問題。這樣一個問題是否直接地就是我們中國的史詩研究者所要研究的問題呢?

(《故事歌手》,[美] 阿爾伯特·貝茨·洛德著,尹虎彬譯,中華書局二○○三年六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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