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一帶一路重塑中國人的世界觀(上)

作為建國以來第一個引起全球響應與廣泛追隨的中國倡議,“一帶一路”實實在在地反映了中國日趨崛起的軟實力,更折射了中國在全球與日俱增的吸引力、號召力。

2017年成功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中的重大節點事件。作為建國以來第一個引起全球響應與廣泛追隨的中國倡議,“一帶一路”實實在在地反映了中國日趨崛起的軟實力,更折射了中國在全球與日俱增的吸引力、號召力。誠如筆者在峰會現場聽到一位西方大國的前政要所說,“這是二戰以來除聯合國會議之外的最大規模全球峰會,對世界格局的變化是深遠的”。不只是對世界格局、中國實力有重大意義,“一帶一路”對中國普通民眾世界觀改變的意義也同樣巨大。“一帶一路”進展中的“民心相通”也在發生著重大的變化。


中國的世界觀拓展至“全球”


從中外相互學習與互動的歷史延承看,1840年以後,中國人的世界觀大體有四次實質性的拓展,每一次拓展伴隨著下一輪進步須汲取的教訓,與此同時,中國進步也助推了中國社會的自信。在2013年以前,中國與世界的互動尚未呈現真正的“全球性”、“對等性”,而“一帶一路”的進展使中國的世界觀從此前“向西方學習”逐漸開始“向世界分享中國經驗”。

第一輪世界觀拓展期可稱為“睜眼看世界”,即以清末思想家林則徐等為代表,破除原有的“天朝上國”、“華尊夷卑”的觀念,學習歐美國家。當時最石破驚天的莫過於1842年清末思想家魏源在《海國圖誌》一書中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這可謂是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的思想起源,對後來的洋務運動、維新變法和辛亥革命都有極大的推動作用。不過,當時的“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更多地強調引進西方的先進工業技術,更多只是希望在軍事上抵抗入侵、克敵制勝。那時中國的世界觀仍以“天朝”為本,僅僅看到了世界一部分“歐美國家”先進的技術而已。

                              作為戰勝國卻要接受不平等條約,巴黎和會的屈辱成為了中國革命的動力



李鴻章、張之洞等曾經認為單純學習西方技術就可以使國家強大


第二輪可稱為“道路選擇期”,即中國人在20世紀初天朝上國、世界中心自居的心理徹底崩塌,全面轉向西方學習,尋找自強之路。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國民政府在治國方略上大量借鑒西方,有的方面甚至全盤復制;同時,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此後,中國共產黨成立,從另一個維度尋求救亡圖存,最終在1949年推翻“三座大山”,實現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國。1940年代末,中國“天朝上國”夢境已蘇醒,轉而把西方列強視為壓迫中華民族的外部存在,中國面臨著終結“百年挨打命運”的歷史重任。

第三輪是“一邊倒的革命期”。鑒於西方對華經濟封鎖、外交孤立以及美蘇兩極對峙,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持反對帝國主義的嚴正立場,堅定地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全面向“蘇聯老大哥”學習。此後,中國經歷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歷史鬥爭,成功研發“兩彈一星一潛艇”,逐漸建立了較為獨立、完整的工業和國民經濟體系,重返聯合國,還主動對“第三世界”民族獨立運動給予了無私的支持,一度被視為“第三世界”革命領袖,成為冷戰兩大陣營之外的獨立大國。但此時,中國與發達世界的關系整體上是緊張的、敏感的。

第四輪是“虛心向西方學習”期。新中國建立前30年取了巨大的進步,但犯的一些“左傾錯識”也使經濟一度陷入崩潰的邊緣。1979年前後,鄧小平連續訪問日本、美國,開啟首位中國領導人訪問當時全球兩大經濟體的先例,向全國傳遞“動員人們虛心學習,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學技術”的信號。雖然當時也支持向原蘇東地區、第三世界開放,但改革開放早期主要還是從美國、日本、西歐等國家吸引外資、科技與管理經驗。而西方則成為中國人的世界觀中主要的學習對象。“言必稱西方”在改革開放早期也相對濃厚。

直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西方神話”才逐漸開始走下神壇。而如何向世界全面開放,如何平等地與世界交往,既學習世界,也與世界分享經驗,直到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才算是正式破了題。

“一帶一路”折射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自豪感

在“一帶一路”倡議之前,近兩百年來中國對世界的態度,有一條可循的、螺旋上升的軌跡:由簡單學習到全部照抄,再逐漸走向有效學習;由狹隘學習技術到全面復制體制,再逐漸走上中國道路;由極度自負墜入極度自卑,然後逐漸恢復自信。對外學習的有效進程與國力復蘇的進程基本吻合,也隨之積聚反向輸出的力量與蘊能。

此前蜿蜒前行的中國與世界互動之路,是歷史的必然選擇,但也伴隨著時代的局限。從思想交流與知識互動的層面看,中國長期處於“逆差”與“赤字”階段,中國向世界學習的多,輸出的少;請進來的多,走出去的少,知識與思想的失衡現象非常明顯。當中國成為第二大全球經濟體,並呈現出全球最大經濟體的預期時,這種失衡狀態是不可能繼續維系的。

於是,歷史選擇了“一帶一路”倡議,使中國第一次在對外政策與全球治理觀念上實現了知識與思想的全球輸出,開始逆轉此前被動的狀態。這種逆轉折射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自豪感。


作為戰勝國卻要接受不平等條約,巴黎和會的屈辱成為了中國革命的動力



誠如筆者在某次央視直播點評中所說:“100年前的1917年,中國是一戰戰勝國,但領土卻被列強瓜分;80年前的1937年,中國受到日本入侵,差戰亡國;40年前的1977年,中國經濟陷入崩潰,面臨開除“球籍”的危險;20年前的1997年,中國經濟總量還不如意大利;現在,2017年,中國GDP已是意大利的5倍。首倡“一帶一路”,全世界主要國家都來北京為中國來站臺、背書。2017年,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節點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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