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宏·東南亞跨界華商組織與“一帶一路”戰略的建構和實施(上)

導論:跨界治理與“一帶一路”

2013年9月和10月,習主席先後提出了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的構想。這一倡議提出後,引起了世界各國的關註和回應,相關的研究大量湧現。僅中國學者對該課題的研究論文就有數千篇之多,這些研究主要從政治、經濟的角度進行探討。然而,大多數研究基本上是從中國角度審視這一課題,這一視角固然重要,但“一帶一路”涉及60多個國家,當地的視野、感受和參與對這一戰略的成功實施與否至關重要。因此,從國內外互動的眼光來思考和分析這一問題非常必要。

國際學界對“一帶一路”的研究相對較少,2015年6月在北京舉行的第五屆亞洲研究論壇上,來自各國的專家學者從本國的利益和視角出發闡釋了對“一帶一路”的看法。一些學者還從經濟合作與貿易關系的角度來分析“一帶一路”的作用。此外,“一帶一路”也引起了一些西方學者的關註,其中也註意到了“一帶一路”對東南亞的影響,但因為語言和視野的局限,他們無法將中國和海外華人的視野融入其分析之中。除學界之外,部分業界人士也關註到“一帶一路”的提出對於企業的影響。例如有評論註意到“一帶一路”給金融業所帶來的新商機。這些評論與研究各有千秋,但筆者認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不能只停留在宏觀的、一般性的建議上而是必須落實到每個具體國家和相關組織的操作上。“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基點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其最主要的一段即是以亞洲內部各個國家為節點而連接起來的。這一歷史遺產既重現了古代亞洲內部貿易、文化、移民之間流動的景象,又被賦予了新的時代含義。

作為“一帶一路”的倡議者,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其積極融入全球和地區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從根本上重塑了亞洲的經濟結構和國際關系格局。對於包括東南亞國家在內的一些發展中國家而言,相比美國的“華盛頓模式”,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或稱為“北京共識”“中國方案”“中國道路”)更具吸引力,促使中國的軟實力在地區範圍內得到較大提升。另一方面,東南亞各國是“一帶一路”構想實施和推進中的重要節點,而東南亞國家中那些歷史悠久、與中國有著長期密切往來、早已構建起自己商業網絡的華商組織,更是不可忽視的群體。它們如何在商業層面和民間層面發揮其特點,借助已有的資源,助力“一帶一路”倡議的推行,進而達到雙贏的局面,是個值得探討的課題。理解“一帶一路”可以從雙重視野入手:一是跨界治理的視野。將中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以及海外華人三者結合起來,放在“亞洲跨界治理”的框架內來思考。二是政策的視野。“一帶一路”戰略不僅是中國的政策,我們也要關註到該戰略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反響,中國政府為此進行的適應性政策微調,以及資本、人員、技術和信息在該戰略實施中的跨界流動。

這種雙重視野與習近平思想的重要特征理論與實踐並重是一致的。他指出:“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一帶一路”還是中國改革開放戰略的延伸與擴展,有助於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大局,以對外開放理念推動國內改革深化。因此,“一帶一路”戰略的定位不僅僅是中國的國家戰略,更是“共贏主義”外交新理念的集中體現,將對世界政治和經濟新秩序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

從理論的角度,跨界治理的概念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方向。一方面,“跨界”的概念使我們的關註點不再僅僅局限於國家的內部,而是放諸於一個更具靈活性的地理空間。這一空間涵蓋整個東亞(包括東南亞)以及海洋亞洲其核心內涵是機構、群體和個人在跨越民族國家疆界過程中所形成的觀念、認同、秩序、模式以及亞洲現代性。“跨界”並非僅僅是一種開放性的地理和文化空間它同時也提供了一種理解全球化和區域變遷的新路徑和新視野。另一方面,在傳統意義上,談到政府往往是一種自上而下,有權威性和強制性的體制。因此,“管理”就成為核心概念。而“一帶一路”是個跨國的戰略,它涉及60多個沿線國家,不可能完全按照中國的理念、政策或者制度來實施,更要註重協調、合作與溝通,而這些也正是“治理”的核心要素。正如習近平在2016年博鰲論壇上所強調的,“‘一帶一路’戰略不是中國一個國家的獨奏,而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唱。‘一帶一路’建設不是要替代現有地區合作機制和倡議,而是要在已有基礎上,推動沿線國家實現發展戰略相互對接、優勢互補。”因此,“治理”的概念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和應對目前出現或者將要發生的新現象。

同時,長期以來,作為東南亞華社與政府溝通的橋梁,東南亞華商組織有深厚的歷史根基,輔助華商構建和維持了跨界商業網絡。在“一帶一路”的推行中,東南亞華商組織的作用不可忽視。本文以東南亞國家的華商樞紐新加坡為中心,並結合其他國家的實例,探討跨界華商組織的歷史發展、制度化進程及其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如何與“一帶一路”戰略互相契合,使歷史資源、社會資本和跨界治理幾個相關的範疇與實踐在新的發展局勢下找到確切定位,為“一帶一路”戰略的構想和實施提供另一個新的思考維度。同時,文章也將分析不同華商組織結構、領導人及成員的商業背景等方面的差異如何影響他們對“一帶一路”的不同反應和參與度。


一、新加坡華商組織的跨界機制及其發展


新加坡是一個多元種族的國家,華人占總人口75%左右。19世紀中葉華人大規模移民新加坡之後,大部分人在務工,少部分人開始從事自己的生意,並逐漸發展出跨國商業貿易,在新加坡與中國之間建立起了跨國商業網絡。在這一網絡下新加坡的華人移民與中國之間有著頻繁的金錢、貨物、文化等方面的往來。例如,僑批業是海外華人和家鄉傳遞書信及匯款的行業在華人生活(包括政治)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為海外華人與家鄉親人搭建了重要的聯系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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