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義·從歷史看“一帶一路”:誤會與正解(上)

王國維先生有一首詩:"西域縱橫盡百城,張陳遠略遜甘英。千秋壯觀君知否,黑海東頭望大秦。"詩中的"張"指敦煌太守張珰,"陳"指尚書陳忠。詩中表達的豪邁氣象,指漢朝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實際上,甘英沒有到達黑海,看到的是波斯灣。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專家早就考證過了。到達黑海和波斯灣的意義是不同的。羅馬帝國控制黑海西岸和南岸,但不控制波斯灣,羅馬和安息多次交戰,沒有打敗安息,勢力沒有伸展到波斯灣。漢使甘英到黑海,有可能和大秦取得聯系。王國維先生去世九十年了,他生前怎麽也不會料到,在21世紀,中國人因為政府的"一帶一路",把屬於"中西交通史"的問題變成熱門話題。


無論王國維豪邁的詩,還是鋪天蓋地的"一帶一路"宣傳,都是"活用"歷史資源,或者說,歷史為現實提供了依據。對中西交通史、"絲路貿易史",多數人只是保持興趣而已,作深入研究的僅有少數學者。但這些年耳聞目睹,"一帶一路"的國家重大項目、重點項目,高居各類基金項目榜首,國內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了不少絲綢之路研究院、"一帶一路"戰略研究中心,有的期刊還開辟了"一帶一路"專欄。稍稍留意一下,就會發現這樣的現象:研究者或宣傳者使用歷史資源,其實是"將錯就錯",對偶爾出現的質疑之聲毫不理會。比如,把"絲路貿易"當成古代的國家戰略,或振振有詞地說,經過"絲綢之路"的貨物除了絲綢還有茶葉、香料、瓷器等,甚至說:張騫之後兩千年來,"絲綢之路"為歐亞貿易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

且不說馮承鈞、張星烺、向達、方豪、朱傑勤、莫任南等老一輩專家對中西交通和絲綢之路的結論如何,隨手翻翻當代學者葛劍雄的著作和文章,或者聽聽他的訪談、演講,許多問題他都說得很明白。第一,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既不是中國人主動"興建"的,也不是中國人推行的,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為了貿易和利潤開辟過這條路。中國古籍中哪有"絲綢之路"這個詞?實際是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到中亞考察後提出的概念。第二,絲綢之路的形成首先是境外對中國的絲綢有需求。即使有了這條絲路,每遇到戰亂,或者境外的需求變小了,這條路也就不通了。第三,這條路"通"的時間短,"斷"的時間長,因為當時自然條件惡劣,而運輸代價很高,所以"絲綢之路"並不是始終那麽重要。當阿拉伯人掌握了航海技術,可以到達廣州、寧波等地,海運一通,陸上絲綢之路的價值就沒有了。第四,假如歷史上曾經有過繁榮的"絲路經濟",現在就一定能夠復興嗎?要了解境外的需求,尤其是沿線國家的實際需求,而不是簡單地復制古代絲綢之路來再現輝煌。

作為國家的對外發展戰略,媒體和宣傳部門的工作無須挑剔,但歷史畢竟是歷史。"黑海東頭望大秦"的詩句和"一帶一路"宣傳,都包含著對歷史的誤會,也包含著對歷史的正解。歷史的誤會有:(1)張騫和甘英到達目的地和意圖之誤;(2)"絲綢之路"的影響及價值之誇大;(3)絲綢之路的現實意義被擡高。歷史的正解包括:第一,開放意識,對"閉關鎖國"的沖擊;第二,世界視野,大格局;第三,自我認識深化(知己之不足,才有可能進步)。


歷史事實是清楚的。張騫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年)帶著政治使命,要聯絡大月氏夾擊匈奴,而不是為了貿易。張騫被匈奴人扣留十年,等張騫返回長安向漢武帝報告了西域見聞,已是十一年之後了,原來的使命失去意義了。公元前119年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率領使團,浩浩蕩蕩,也帶著絲綢、金銀財寶、上萬頭牛羊,沿途撒給這些小國,鞏固漢朝對這些小國的影響,其性質和一千五百年後鄭和的做法相似。後來中亞、西亞的人發現絲綢的價值,把絲綢帶到羅馬帝國。羅馬上流社會對絲綢有需求,所以才有一段時間的絲綢貿易。前提是,中亞、西亞、北非和地中海範圍的道路是暢通的。羅馬帝國時期和安息控制這條道路的西段和中段。公元73年東漢朝廷派班超出使西域,此時羅馬帝國是克勞狄王朝,和中亞的聯系不多。班超經營西域30年(73-103年),期間曾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未完成任務,據他說他看到大海。直到166年,羅馬帝國派使臣來到洛陽,這是歐洲國家主動同我國直接交往。

若不顧這些歷史事實,一味地宣揚,讓不了解歷史的人以為,古代中國人為了推銷絲綢才開了絲綢之路,後來還進行其他商品(如茶葉、陶瓷等日用品)的貿易。

再看"海上絲綢之路",歷史事實也是清晰的。盡管有的學者說西漢就有商人出海貿易,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但,真正意義上的海上貿易沒那麽早,也不是中國人主動走向印度洋的。我讀中世紀阿拉伯史學名著《黃金草原》時,吃驚地發現,這部書的第15章專門寫中國,其中描述黃巢起義軍進入廣州城,也寫到揚州等城市。可見阿拉伯人較早到中國沿海城市做生意了。從世界歷史角度看,是阿拉伯人打通了印度洋至太平洋西岸的航線,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對中國而言,宋代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南移,從廣州、泉州等地出發的海上航路漸漸暢達,航線越來越長,從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遠達非洲東海岸,"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性才真正凸顯。瓷器、香料、茶葉的貿易,使這條海上交通路線成為"陶瓷之路"或"香料之路"。葛劍雄教授站在中國史角度得出的結論,和世界史的實際情況是吻合的。

我們對鄭和七次下西洋津津樂道,其實是高估了開通商路的價值。從積極意義看,鄭和航海(1406-1430年)的壯舉,比歐洲人開辟新航路(1487-1519年)早幾十年;鄭和船隊遠行至非洲東海岸,加強了同東亞、東南亞、南亞、東非諸國的聯系和交流。但是,鄭和下西洋不以貿易獲利為目的,是朝廷派遣出海,不計成本;七次下西洋給明朝財政造成巨大經濟負擔,隨著國力衰退,航海的壯舉隨之悄然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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