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平怕看見幹笑,聽見敷衍的話;更怕冰擱著的臉和冷淡的言詞,看了,聽了,心裏便會發抖。至於慘酷的佯笑,強烈的揶揄,那簡直要我全身都痙攣般掣動了。在一般看慣、聽慣、老於世故的前輩們,這些原都是“家常便飯”,很用不著大驚小怪地去張揚;但如我這樣一個閱歷未深的人,神經自然容易激動些,又癡心渴望著愛與和平,所以便不免有些變態。平常人可以隨隨便便過去的,我不幸竟是不能;因此增加了好些苦惱,減卻了好些“生力”。——這真所謂“自作孽”了!

前月我走過北火車站附近。馬路上橫躺著一個人:微側著拳曲的身子。臉被一破蘆葦遮了,不曾看見;穿著黑布夾襖,垢膩的淡青的襯裏,從一處處不規則地顯露,白斜紋的單袴,受了塵穢底沾染,早已變成灰色;雙足是赤著,腳底滿塗著泥土,腳面滿積著塵垢,皮上卻縐著網一般的細紋,映在太陽裏,閃閃有光。這顯然是一個勞動者底屍體了。一個不相幹的人死了,原是極平凡的事;況是一個不相幹又不相幹的勞動者呢?所以圍著看的雖有十余人,卻都好奇地睜著眼,臉上的筋肉也都冷靜而弛緩。我給周遭的冷淡噤住了;但因為我的老脾氣,終於茫漠地想著:他的一生是完了;但於他曾有什麽價值呢?他的死,自然,不自然呢?上海像他這樣人,知道有多少?像他這樣死的,知道一日裏又有多少?再推到全世界呢?……這不免引起我對於人類運命的一種杞憂了!但是思想忽然轉向,何以那些看閑的,於這一個同伴底死如此冷淡呢?倘然死的是他們的兄弟,朋友,或相識者,他們將必哀哭切齒,至少也必驚惶;這個不識者,在他們卻是無關得失的,所以便漠然了?但是,果然無關得失麽?“叫天子一聲叫”,尚能“撕去我一縷神經”,一個同伴悲慘的死,果然無關得失麽?一人生在世,倘只有極少極少的所謂得失相關者顧念著,豈不是太孤寂又太狹隘了麽?狹隘,孤寂的人間,哪裏有善良的生活!唉!我不願再往下想了!

這便是遍滿現世間的“漠視”了。我有一個中學同班的同學。他在高等學校畢了業;今年恰巧和我同事。我們有四五年不見面,不通信了;相見時我很高興,滔滔汩汩地向他說知別後的情形;稱呼他的號,和在中學時一樣。他只支持著同樣的微笑聽著。聽完了,仍舊支持那微笑,只用極簡單的話說明他中學畢業後的事,又稱了我幾聲“先生”。我起初不曾留意,陡然發見那幹涸的微笑,心裏先有些怯了;接著便是那機器榨出來的幾句話和“敬而遠之”的一聲聲的“先生”,我全身都不自在起來;熱烈的想望早冰結在心坎裏!可是到底鼓勇說了這一句話:“請不要這樣稱呼罷;我們是同班的同學哩!”他卻笑著不理會,只含糊應了一回;另一個“先生”早又從他嘴裏送出了!我再不能開口,只蜷縮在椅子裏,眼望著他。他覺得有些奇怪,起身,鞠躬,告辭。我點了頭,讓他走了。這時羞愧充滿在我心裏;世界上有什麽東西在我身上,使人棄我如敝屣呢?

約莫兩星期前,我從大馬路搭電車到車站。半路上上來一個魁梧奇偉的華捕。他背著手直挺挺的靠在電車中間的轉動機(?)上。穿著青布制服,戴著紅纓涼帽,藍的綁腿,黑的厚重的皮鞋:這都和他別的同伴一樣。另有他的一張粗黑的盾形的臉,在那臉上表現出他自己的特色。在那臉,嘴上是抿了,兩眼直看著前面,筋肉像濃霜後的大地一般冷重;一切有這樣地嚴肅,我幾乎疑惑那是黑的石像哩!從他上車,我端詳了好久,總不見那臉上有一絲的顫動;我忽然感到一種壓迫的感覺,仿佛有人用一條厚棉被連頭夾腦緊緊地捆了我一般,呼吸便漸漸地低迫促了。那時電車停了;再開的時候,從車後匆匆跑來一個貧婦。伊有襤褸的古舊的渾沌色的竹布長褂和袴;跑時只是用兩只小腳向前掙紮,蓬蓬的黃發縱橫地飄拂著;瘦黑多皺襞的臉上,閃爍著兩個熱望的眼珠,嘴唇不住地開合——自然是喘息了。伊大概有緊要的事,想搭乘電車。來得慢了,捏捉著車上的鐵柱。早又被他從伊手裏滑去;於是伊只有踉踉蹌蹌退下了!這時那位華捕忽然出我意外,赫然地笑了;他看著拙笨的伊,叫道:“哦——呵!”他頰上,眼旁,霜濃的筋肉都開始顯出勻稱的皺紋;兩眼細而潤澤,不似先前的枯燥;嘴是裂開了,露出兩個燦燦的金牙和一色潔白的大齒;他身體的姿勢似乎也因此變動了些。他的笑雖然暫時地將我從冷漠裏解放;但一剎那間,空虛之感又使我幾乎要被身份的大氣壓扁!因為從那笑底貌和聲裏,我鋒利地感著一切的驕傲,狡猾,侮辱,殘忍;只要有“愛底心”,“和平底光芒”的,誰底全部神經能不被痙攣般掣動著呢?

這便是遍滿現世間的“蔑視”了。我今年春間,不自量力,去任某校教務主任。同事們多是我的熟人,但我於他們,卻幾乎是個完全的生人;我遍嘗漠視和膜視底滋味,感到莫名的孤寂!那時第一難事是擬訂日課表。因了師生們關系底覆雜,校長交來三十余條件;經驗缺乏、腦筋簡單的我,真是無所措手足!掙揣了五六天工夫,好容易勉強湊成了。卻有一位在別校兼課的,資望深重的先生,因為有幾天午後的第一課和別校午前的第四課銜接,兩校相距太遠,又要回家吃飯,有些趕不及,便大不滿意。他這兼課情形,我本不知,校長先生底條件裏,也未開入;課表中不能顧到,似乎也“情有可原”。但這位先生向來是面若冰霜,氣如虹盛;他的字典裏大約是沒有“恕”字的,於是挑戰底信來了,說什麽“既難枵腹,又無汽車;如何設法,還希見告”!我當時受了這意外的,濫發的,冷酷的諷刺,極為難受;正是滿肚皮冤枉,沒申訴處,我並未曾有一些開罪於他,他卻為何待我如仇敵呢?我便寫一信覆他,自己略略辯解;對於他的態度,表示十分的遺憾:我說若以他的失當的譴責,便該不理這事,可是因為向學校的責任,我終於給他設法了。他接信後,“上訴”於校長先生。校長先生請我去和他對質。狡黠的覆仇的微笑在他臉上,正和有毒的菌類顯著光怪陸離的彩色一般。他極力說得慢些,說低些:“為什麽說‘便該不理’呢?課表豈是‘欽定’的麽?——若說態度,該怎樣啊!許要用‘請願’罷?”這裏每一個字便像一把利劍,緩緩地,但是深深地,刺入我心裏!——他完全勝利,臉上換了愉快的微笑,侮蔑地看著默了的我,我不能再支持,立刻辭了職回去。

這便是遍滿現世間的“敵視”了。

(原載1921年11月4日《時事新報·學燈副刊》,11月9日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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