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慶傑:國有企業的邊界在哪里?(上)

夏慶傑,英國(Bath)大學經濟學博士,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經濟與人類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關於國企的爭議由來已久。國企的支持者認為:國企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體現、是國家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載體。很多國企的反對者認為:很多國有企業的最大特征是壟斷和效率低下。那麼沒有國有企業行不行?如果國企是必須的,那麼國有企業的邊界在哪里?
  
   一、國企為什麼而存在?
  
   現代工業社會經濟以工商業為主,其主要生產單位是工商業企業,經濟增長迅速。熊彼特認為企業和企業家是工業社會經濟增長和創新的主要動力。然而,以工商企業為主體的工業社會對一國經濟社會制度安排具有與農業社會不同的幾個基本要求,其中最核心的要求是:強有力的中央政府治理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安全穩定的國內外環境(夏慶傑,2013)。對於任何一個國家特別是像新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首當其沖的戰略目標就是整個國家的安全穩定,唯有如此才能實現經濟社會人類發展。對剛剛經過百年被侵略被壓迫而在廢墟上建立起來的新中國而言,首要任務就是發展自己的鋼鐵工業、能源工業、交通通訊、航天工程、軍事工業等,建立國家安全屏障。
  
   從經濟學角度看,新中國處於追趕型工業化階段。在追趕型工業化階段,主要利用現有技術,發展目標明確,很多落後農業國家為了快速實現工業化,往往選擇以國有形式實施重大工業項目。在落後國家,工業化的基本條件都不具備,資金缺乏,更沒有健全的金融融資體系,特別是法治不健全。在這種狀況下,落後國家利用國有銀行集中資金、國有企業實施工業化戰略是迫不得已的辦法。從經濟學角度看,在風險資本投資家缺乏、非國有企業無力開展重化工業項目的情況下,國家投資也不過是國家自己成為風險資本投資人。從技術角度看,落後國家從事相對前沿的技術密集型重工業企業一般會成本高企,這些企業沒有國家補貼很難生存。這些補貼從何而來?在前蘇聯和新中國主要是靠計劃經濟模式下的以農業補貼工業。以國家信譽和地位,可以給這些企業招到得力的人才,甚至可以指派需要的人去工作。計劃經濟模式下工業化的主要特征有,使用農業集體化以農業補貼工業,使用國有銀行集中資金給國有企業提供信貸,以國有企業去實現重化工業項目。
  
   這種模式的優點是中國在前蘇聯的支持下,快速搞了156個工業項目,能夠生產國民經濟需要的基本工業產品,建設了基本的經濟發展急需的基礎設施體系(如鐵路交通網等交通通訊體系、鋼鐵化工電子工業、能源工業、航天工業、軍事工業體系)。此外,初步工業化為中國培訓了大批工程師、經營管理人才、熟練技術工人等。
  
   概括起來說,國有企業是政府用整個國家的力量去搞那些非國有企業無法在短期實現的、高風險的高技術資本密集項目;換句話,由於發展中國家缺乏資本、技術、人才,主要依靠國家財政補貼去搞這些項目。
  
   二、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的邊界在哪里?
  
   改革開放前,中國實施計劃經濟和依靠農業補貼工業的重工業發展戰略,幾乎所有工商業企業都是國有的或集體所有的,農業是集體經濟。由於傳統國有企業和集體經濟的分配體制下,職工和農民干多干少一個樣,勞動者缺乏缺乏勞動積極性,從而導致整個經濟效率低下,人民生活所需要的食品和日用工業品嚴重缺乏,根據世界銀行標準改革開放前夕76%的農村人口和55%的城鎮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Ravallion & Chen, 2007)。
  
   貧困的產生有兩種原因,一是貧困群體無力購買食品和衣物等生活必需品;二是食品和衣物等生活必需品供應不足,居民無法用手中的貨幣購買到生活必需品;三是生活必需品供給不足,貧困居民手中也沒有貨幣收入購買生活必需品。就中國改革開放前而言,購買生活必需品的票證大量存在(如糧票、布票、油票、肉票、自行車票等)說明生活必需品供給嚴重不足,或者說國有企業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生活必需品的生產能力低下。對此,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指出,計劃經濟導致短缺經濟。
  
   改革開放前夕中國城鄉大面積的貧困、人民生活必需品嚴重短缺與社會主義的初衷不符。十月革命後列寧(1921)說:“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產品數量,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斯大林(1951)說:“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鄧小平(1984)更明確地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為消除大面積的貧困現象和人民生活必需品短缺問題,中國於20世紀70年代末實施了改革開放政策。民以食為天,為解決糧食嚴重短缺問題,中國政府首先對農村集體經濟進行了改革,主要方法是:把土地的使用權給農民,實行包產到戶。包產到戶辦法的實施給農村經濟注入了巨大的活力,生產效率大幅度提高,糧食產量由1978年的3億噸迅猛增長到1990年的4.5億噸(國家統計局,1991年,第346頁)。為改變國有企業輕工業產品生產能力不足、供給短缺狀況,中國政府也賦予了農民進行個體經營的權利,鄉鎮企業蓬勃發展起來。1995年時,鄉鎮企業就業量達1.29億人,工業總產值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56%(國家統計局,1996)。農村糧食產量的大幅度增加和鄉鎮工業的異軍突起,使農民的生活狀況得到幅度較大的改善,農村貧困率迅速下降到20世紀80年代末的不到20%(Ravallion and Chen, 2007)。
  
   也是1980年代初期,由於幾百萬下鄉知青返城,而城市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無法為這些知青提供就業機會,造成返城知情就業和生活困難,同時也由於城鎮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在人民生活必需品生產的嚴重不足,於是中國政府允許返城知青從事個體經營,在解決就業問題的同時增加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給,由此也在城市賦予了人們進行經營牟利的權利。1983年事實上取消了對私有企業雇工數量的限制。從此,私營企業獲得了大發展。深圳1987年18號文件明晰了民營企業產權。帶來了華為等民營企業的大發展。整個1980年代,民營工業的增長速度是國有企業的兩倍。80年代中期,民營企業的工業產值占全國工業產值的31%(吳敬璉,2009)。
  
   在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做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決議前,中國基本完成了農村鄉鎮企業和城市非國有企業為主導的、以紡織業等輕工業為主的第一次工業革命(文一,2017)。在這次工業革命中,其主要參與者是數以十萬計的農村鄉鎮企業和城鎮非國有企業(而不是以前的國有企業),這些企業不需要國家的財政補貼,完全靠市場競爭而生存,也不影響農村的農業生產。在農村糧食產量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愛,數以億計的鄉鎮企業(和城鎮非國有企業)職工通過從事紡織服裝等輕工業產品的生產和銷售而增加了收入,這也是中國農村貧困率在1980年代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從中國的發展經驗來看,只有以紡織業等輕工業為主的、有廣大民眾參與的工業化才能導致大規模快速減貧。歐美日等國在工業化以前也有大量貧民存在,他們也是靠鄉村紡織業的工業化而實現脫貧的(文一,2017)。只有有廣大中下層大眾參與的紡織等輕工業的工業化才能實現大規模快速減貧,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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