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衡》上的一篇文章裏,梅光迪君說:“實則模仿西人與模仿古人,其所模仿者不同,其為奴隸則一也。況彼等模仿西人,僅得糟粕,國人之模仿古人者,時多得其神髓乎。”我因此引起一種對於模仿與影響,國粹與歐化問題的感想。梅君以為模仿都是奴隸,但模仿而能得其神髓,也是可取的。我的意見則以為模仿都是奴隸,但影響卻是可以的;國粹只是趣味的遺傳,無所用其模仿,歐化是一種外緣,可以盡量的容受他的影響,當然不以模仿了事。

倘若國粹這一個字,不是單指那選學桐城的文章和綱常名教的思想,卻包括國民性的全部,那麽我所假定遺傳這一個釋名,覺得還沒有什麽不妥。我們主張尊重各人的個性,對於個性的綜合的國民性自然一樣尊重,而且很希望其在文藝上能夠發展起來,造成有生命的國民文學。但是我們的尊重與希望無論怎樣的深厚,也只能以聽其自然長發為止,用不著多事的幫助,正如一顆小小的稻或麥的種子,裏邊原自含有長成一株稻或麥的能力,所需要的只是自然的養護,倘加以宋人的揠苗助長,便反不免要使他“則苗槁矣”了。我相信凡是受過教育的中國人,以不模仿什麽人為唯一的條件,聽憑他自發的用任何種的文字,寫任何種的思想,他的結果仍是一篇“中國的”文藝作品,有他的特殊的個性與共通的國民性相並存在,雖然這上邊可以有許多外來的影響。這樣的國粹直沁進在我們的腦神經裏,用不著保存,自然永久存在,也本不會消滅的,他只有一個敵人,便是“模仿”。模仿者成了人家的奴隸,只有主人的命令,更無自己的意志,於是國粹便跟了自性死了。好古家卻以為保守國粹在於模仿古人,豈不是自相矛盾麽?他們的錯誤,由於以選學桐城的文章,綱常名教的思想為國粹,因為這些都是一時的現象,不能永久的自然的附著於人心,所以要勉強的保存,便不得不以模仿為唯一的手段,奉模仿古人而能得其神髓者為文學正宗了。其實既然是模仿了,決不會再有“得其神髓”這一回事;創作的古人自有他的神髓,但模仿者的所得卻只有皮毛,便是所謂糟粕。奴隸無論怎樣的遵守主人的話,終於是一個奴隸而非主人,主人的神髓在於自主,而奴隸的本分在於服從,叫他怎樣的去得呢?他想做主人,除了從不做奴隸入手以外,再沒有別的方法了。

我們反對模仿古人,同時也就反對模仿西人,所反對的是一切的模仿,並不是有中外古今的區別與成見。模仿杜少陵或泰戈爾,模仿蘇東坡或胡適之,都不是我們所讚成的,但是受他們的影響是可以的,也是有益的,這便是我對於歐化問題的態度。我們歡迎歐化是喜得有一種新空氣,可以供我們的享用,造成新的活力,並不是註射到血管裏去,就替代血液之用。向來有一種鄉願的調和說,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者有人要疑我的反對模仿歡迎影響說和他有點相似,但其問有這一個差異:他們有一種國粹優勝的偏見,只在這條件之上才容納若幹無傷大體的改革,我卻以遺傳的國民性為素地,盡他本質上的可能的量去承受各方面的影響,使其融和沁透,合為一體,連續變化下去,造成一個永久而常新的國民性,正如人的遺傳之逐代增入異分子而不失其根本的性格。譬如國語問題,在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的意見,大抵以廢棄周秦古文而用今日之古文為最大的讓步了;我的主張則就單音的漢字的本性上盡最大可能的限度,容納“歐化”,增加他表現的力量,卻也不強他所不能做到的事情。照這樣看來,現在各派的國語改革運動都是在正軌上走著,或者還可以逼緊一步,只不必到“三株們的紅們的牡丹花們”的地步:曲折語的語尾變化雖然是極便利,但在漢文的能力之外了。我們一面不讚成現代人的做駢文律詩,但也並不忽視國語中字義聲音兩重的對偶的可能性,覺得駢律的發達正是運命的必然,非全由於人為,所以國語文學的趨勢雖然向著自由的發展,而這個自然的傾向也大可以利用,煉成音樂與色彩的言訊,只要不以詞害意就好了。總之我覺得國粹歐化之爭是無用的,人不能改變本性,也不能拒絕外緣,到底非大膽的是認兩面不可。倘若偏執一面,以為徹底,有如兩個學者,一說詩也有本能,一說要“取消本能多’,大家高論一番,聊以快意,其實有什麽用呢?

(1922年2月作,選自《自己的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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