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鈞《文學種籽》の 花非花

“第一個用花比女人的是天才,第二個用花比女人的是蠢材。”說這話的人真是“才大氣粗”。

毫無疑問,第一個用花比女人的是天才,因為他創新。可是,初創的比喻多半未能充類至盡,可以延伸擴充。這第二個人仍然用花比女人,他用不同的花比不同身份的女人,因而有牡丹福厚、桃花命薄、玫瑰似夫人、薔薇似侍妾等說法。這第二人還是有相當的才氣。

如果不同的花可以比不同的身份,那麼花的狀況是否也可以比人的景況?由含苞待放的花想到少女,由落花想到蒙塵死難的美女,由殘花想到年老色衰的侍女,由繁花似錦想到盛世繁華,也許正因於這一念之轉吧?這人也許是第三個人吧?他也有他的才氣。

是誰第一個由“花似女人”進一步想到“花是女人”呢?這個想法也繁衍成族,出現花神、花妖、花仙,出現花投胎為人也有人轉世為花。無論想像力如何豐富,總不會有人把玫瑰花神塑成一個酗酒打老婆的男人吧,打老婆的行為乃是“辣手摧花”。這時,花似乎不僅僅是個比喻了,這人,我們稱他為第四人吧。他也不是蠢材。

文學描寫由第一人傳遞到第四人,好像至類盡矣,無以復加矣,但第五個人仍有一席之地。當年伍子胥留下一句名言:到日暮途窮之時,只有倒行逆施。伍先生這個辦法,現在是當反面教材用了,其實才不是那麼一回事呢,對寫作的人來說,花與女人的關系發展到“疑無路”,第五人就來個一百八十度急轉彎,提出花到底不是女人、花幸虧不是女人。“花如解語還多事”就表示了這轉折。“多事”,好事還是壞事?照下聯“石不能言最可人”看,恐怕不妙。如果第四人認為解語花甜美可親,必有第五人寫出解語花啰嗦可怕。倒也並非假設,確已有人寫過這樣的故事:

有一男子愛上啞女,結為夫妻。男子認為太太九全九美,可惜不會說話,帶著她遍求名醫,花光積蓄,終於把太太治好了。可是太太非常喜歡說話,一天到晚喋喋不休,丈夫不堪其擾,要求名醫再把她治啞。醫生說,他只能把啞巴治成會說話的人,無法把會說話的人治成啞巴。男子無奈,只好退一步要求:“你把我治成聾子吧!”

由第一人到第五人,你看用花比女人惹出多少麻煩。我們歡迎這些麻煩,有麻煩才有文學遺產。上述的展示可以使我們不怕天才,天才是給後之來者作開路先鋒。花和女人的關連並非到此為止,已有的寫法都是基於男權、男子中心而形成的,婦解文學、新女性主義文學想必還可以另辟蹊徑,另現匠心。

您看,文學的發展大概是這個樣子吧,個人的造詣進境也大概是這個樣子吧。您看,為人走這麼一程不能全靠黃卷青燈清規戒律,得有一點兒自由發揮的余地。作家,你只要給他一丁點兒自由就行,像前面說的,用花比女人的自由,說“花就是女人”的自由,說“花不是女人”的自由,以及拋棄這三句話另創一句的自由。這是很少很少的自由,搞政治運動才需要很大很大的自由。作家別跟他們比,用不著。

如果連這一丁點兒自由也沒有,那就不如去賣茶葉蛋。一個賣茶葉蛋的人說,他天天犯法,一早出門就準備跟警察捉迷藏,警察也不太難為他,總是慢吞吞走,眼睛望著別處,讓他逃得掉,因為他究竟不足為害。這麼說,賣茶葉蛋也要有一丁點兒自由,那一點自由也夠當個作家。那就別賣茶葉蛋了,還是回來寫作吧。

閒話作家

有人給作家下定義,說他是“以表白心跡為職業的人”,說得漂亮。仔細一想,豈不就是中國的“詩言誌”?為什麼咱們的老話,總不如舶來的新詞動聽呢?這且休提。

既然時時表白心跡,可隱藏的就不多了。有人聽說他的女朋友跟一個作家交往,他就閱讀那作家全部作品,探討分析那是怎樣一個人,思量怎樣對付他。檔案俱在,方便之至。

按常情常理,做人要深藏若虛,“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逢人只說三分話,切莫輸與一片心”,作家藩籬盡撤,透明上陣,似非智舉。難道作家不能偽裝?他何不用作品經營捏造一個假我?

從技術上說,絕對辦得到,不可思議的是,讀者分辨得出來。通常讀者和作家並不認識,對作家的幕後完全看不見,對幕前的印象也是驚鴻一瞥,憑什麼說真道假?這可以用古書《列子》裏面的一段記載作答。有個年輕人,每天早晨到海邊散步,海鷗紛紛落在他的肩膀上。有一天,父親對他說,你捉兩只海鷗回來給我下酒。他答應了,可是這天早晨他來到海邊,海鷗只在他頭頂空中盤旋,不肯挨近他。他,就是作家,海鷗,就是讀者。

你可知道讀者最討厭作品虛偽?虛偽是作家的墳墓。順便說一句:作家的人品虛偽,讀者倒沒有強烈的反應,例如歷史上文豪在世,或借錢不還,或用情不專,或這或那,他們的作品依然列為經典,萬眾敬愛。

小說怎麼辦?不都是出於虛構嗎?不,蕭伯納說,“小說除了人名地名,都是真的。”除非寫你真恨過真愛過的人,真經歷過的生活,內心的真是真非、真迷真悟,讀者不會接受。這就是為什麼自古以來,宣傳員奉命炮制的故事都站不住腳。

我主張要有兩部平行的文學史,一部是現在我們所讀的,記載歷代不朽的作品,最好同時還有一部,記載速朽的作品。前一部給作家激勵,後一部給作家警惕。由於速朽,找遠古的資料是很難了,近代若由辛亥革命算起,遵命文學、磕頭文學、工具文學、歌德文學,後來又有促銷文學、包裝文學、速食文學,風起雲湧,與時俱興,不旋踵也與時俱滅,虛耗才華,浪費紙張,欺壓讀者,最後所得到的報應是--由文學史家去論定吧。

作家既然真假兩難,為什麼還有這許多作家?問得好,我在臺北對文友說過,如果咱們把推敲怎麼使用標點符號的精力拿來研究買地皮,今天也都是小富翁了。奈何執迷不悟,一條路走到天黑,衣帶漸寬終不悔。這就是造物的安排。

原來世上三千六百行,行行有人幹,都是註定了的。將來基因之謎破解,必能證明作家有非成為作家不可的基因。如果再進一步,科學家能夠造人,他也能造出李白或曹雪芹。也許終有一天,基因可以改變,那“悔拋心力作詞人”的兄弟姐妹們,可以像做變性手術一樣,進出醫院,由柳永改成嶽飛。到那一天,作家也許真的很少、很少,終於滅絕了。

現在世界如常,咱們不勸人做作家,對於自己要寫要畫的,“入我門來一笑逢”。大門八字開,由你進,只怕你進不來;由你走,只怕你走不掉。一旦認了命,那就要做個佼佼者,勇猛精進,惡居下流。“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也不盡然。真正可怕的是入了行又不內行,嫁了郎又不愛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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