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十六、十七世紀之交的康帕內拉在《太陽城》中曾經提到,“這一百年來所出版的書籍,比五千年來出版的還多”──根據國際圖書學研究所的一個統計,1436年至1500年印30,724種;1500至1600年印285,824種,1600至1700年印972,300種。(《太陽》,第134頁,注[96])在英國書籍印行的數量先是以百計,後來又以千計,而在1500─1640年間,該國印行的書籍已達兩萬種。據估算自1724─1757年,倫敦的印刷機約計從七十台增加到近二百台,“在不停地被使用”,一百年間出版量則增加了四倍。日報與期刊的興起,《閑話報》與《旁觀者》的創辦,使散文隨筆的創作空前昌盛,接著便是小說的逐漸興旺發達。隨著讀者隊伍的不斷擴大,閱讀取向的轉變,使得諸如報紙和小說這兩種十八世紀興起的更為容易讀懂的文學消遣形式受到最廣泛的認同與歡迎。到1781年,約翰遜已經談到了一個“讀者的國度”,這倒真應了英格(Inge,William Ralph1860-1945)的一句話,“文學成為一半商業一半藝術的時候才能繁榮發展。”

印刷讀物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語言文字規范的形成與最終確立,減少了手抄錯誤,(自然也相應地增加了新的印刷錯誤),拼寫法的固定,版本的統一等等,都有助於文學本身的發展與繁榮。對知識的傳播,文化的進步,教育事業的擴大,識字的普及,以及民主觀念的推廣,也都起到了積極有力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書籍的存在越來越取決於它的交換價值,精神創造物淪為受經濟杠桿支配的單純的市場商品。這就是書籍淪為讀物的真相,也是書籍進入市場必須付出的代價。笛福在1725年就對此作過一個鮮明扼要的總結:“寫作──變成了英國商業的一個相當大的分支。書商是總制造商和雇主,若干文學家、作家、撰稿人、業余作家和其他以筆墨為生的人,都是所謂總制造商雇用的勞動者”,哥爾斯密進一步哀嘆“寫作變成了一種機械性交易;而書商,取代了大人物,成為天才人物的恩主與軍需官。”菲爾丁直斥書商是“紙販子”,樂於雇用沒有“任何天才和學問方面資格”的“作交易的雇工”,迫使大眾只能“飲蘋果汁,……因為他們生產不出別的酒來”。

評論家J·P·瓦特在考察十八世紀讀者大眾與小說興起之間關系的著作中援引了當時這幾位知名於文壇的代表人物的相關論述,指出書籍出版市場同樣面臨著被劣幣驅逐良幣的所謂“格雷欣法則”支配的危險。對數量的追求甚至會勝過質量,瓦特認為,至少有兩種考慮可能對作家連篇累牘的描寫起到鼓勵作用:首先是針對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讀者,重復的寫法容易被他們理解和接受。《閑話報》主要撰稿人斯蒂爾則指責當時普遍流行的“不踏實”閱讀方式,“它很自然地誘使我們墮落成為思維方式缺乏判斷力的人”,並導致了他所謂“被稱作文體的詞語的集合藝術品被消滅”,盡管《閑話報》本身也難逃此譏。其次來自書商不斷謀取更大利潤的要求。如哥爾斯密就曾指出過其中包含的矛盾是,“一方的利益在於寫得越少越好,另一方則是寫得越多越好。”就像菲爾丁的朋友和合作者詹姆斯·拉爾夫在發表於1758年《作家的狀況》一書中描述的那樣:“寫書是書商必須使其繁榮的制造業──交易規律迫使他盡可能地賤買貴賣……已知的最佳商品種類將會最適合市場需要,他相應地也將會將其列入貨單。而對出版時間規定得絕對嚴格,是與所得報酬相對應的。”(轉引自瓦特:《小說的興起》)讀物的作者天生就是多產的,他或她是一大批外貌相似的──帶有“風格”或“個性”痕跡的品牌標記──孿生子和同胞兒子的父母。讀物的制造環節已包括了事先仔細而又充分的市場調研,摸透了讀者消費的脾胃。讀物的層次是以讀者的年齡、收入劃分的,生產符合不同層次消費需求的適銷對路的“系列”或品牌成為必然的市場要求。讀物的作者自身成為這種品牌的標志。他們以自己瑯瑯上口或古里古怪的筆名和藝名取得了商標注冊權,以此換取“說”之所有權與支配權,按照現在國際通用的說法叫“知識產權”。讀物自有衡量產品質量的認證體系,這就是它的銷量。在書商眼里,銷量就是質量。倘若說書籍作為人類精神的創造物,具有各自不可替代的一面,讀物的存在卻是為了更快地被替代。他們瞄準熱點,跟蹤流行,誰流行誰好漢,誰不流行誰滾蛋,各領風騷兩三天。

他們輕而易舉讓自己的“作品”名噪一時,走在時代的前台。他們總是成系列地出現,成套地出現。經過同樣的包裝,穿著同一牌子的洋裝,系著同樣的風紀扣或吊襪帶,被同一雙手,在同一條流水線上組裝出來。“大師”成群,“文集”成災,在櫃台前、在簽名席上,如江南八怪,似商山四皓,抱拳作揖,調眼使色,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作者與讀者的關系更趨於平等,人頭攢動爭相購買這些簽名商品是為了滿足下意識的保殖或增殖的願望──這表明讀物本身的良莠並存,其內在價值多麽難於真正地確定──而簽名者不過是在促銷自己或暫時充任某日之最佳營業員。

讀物的另一種不可避免的命運就是被迅速復制或仿造。這種作為物的復制不僅是允許的,也是必要的,作者自己也常常不甘寂寞地參與其中。感覺和理念正以一日千里,快馬加鞭的速度被生產、被復制,復制自己,復制別人,復制今人,復制古人,甚至復制一座小型圖書館也只需一張光盤!復制的本身尤其是針對藝術的復制即使再完美也難免會導致所謂“韻味”的喪失,這就是如瓦爾特·本雅明所說的“它在時空中的風采,它在幸而問世的地方獨一無二的存在。”“復制的藝術品成了為可復制性而設計的藝術品”,(本雅明:《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並且常常是雙重地打了折的。大概這就是對讀物復制自身的一種“廢品的報復”。信息就是一切,數量就是質量!互相抄襲、自我重復乃至簡單地排列組合成為司空見慣的伎倆。一切都符合於追求最大利潤的最樸素也最原始的動機──名聲則是一種帶來更大利潤的具有廣告效應的無形資產──這也使得“碼字”與“車衣”成為一種性質極為相似的主要靠體力支出來維持的社會勞動。對外表的包裝甚至超過了對內容的設計。外表在這里不僅僅是指封面裝幀、紙張印工等等。更重要還在於事先的宣傳、廣告,以及作者的知名度,而這一切幾乎可以在一夜之間造就。讀物在一定程度上的暢銷可以說是必然的,真正的讀物一直是面向市場的,若有可能它甚至早就瞄準了超市的貨架。媚俗事實上成為可讀性的唯一可靠保障,而群眾是樂於盲從的,所以讀物的對象從來不是個人,而是大眾。本世紀前半葉暢銷讀物之一的掛名作者希特勒是個不懂寫作的人,《我的奮斗》甚至連作為讀物也還不夠格,純粹是一些言語歇斯底里的大雜燴。

個人作品在市場上標價出賣最初並非為所有的創造者所接受。在沒有大規模的商業性復制和發行的年代,書被認為是非常珍奇的東西,赫拉克利特將他沒有出版的著作珍藏在阿耳忒彌斯神廟里。直到近現代,仍有像狄金森這樣事實上拒絕發表的詩人。因為“發表,是拍賣/人的心靈-/貧困,批準/這種腐敗的行徑”,所以這位女詩人疾呼:“切不可使人的精神/蒙受價格的羞辱”顯然,詩人拒絕的不是閱讀,只是商業標價,因為詩人堅信“它是非賣品”。文學出版物的經濟標準的援入及其濫用顯然更有利於散文而不利於韻文,尤其是詩。對此馬拉美毫不含糊地表示:“詩人不縈懷某種利益,他無償地生產,或者不屑於交易;這兩個方面是顯然相聯結的。他或者是時代的奇跡,或者是因諳盡悲辛而妥協,因為均需來自讚同或確認,而在精神的奢華綿延中,這只能發生在命運的多舛或至少在社會的虧缺之中;人們歸根結底要領取機運的一種偶然的津貼。”馬拉美曾將自己的《詩集》按手稿定本照相石印的,印了四十份,順序編號,每集僅一冊,售價高達一百法郎!另有七本編為A至G,為非賣品,再加一本校樣本。

馬拉美並非一個固步自封的冬烘。正如本雅明在《單向街》中指出的那樣:“今天,所有跡象表明,這種傳統形式的書籍正走向盡頭。馬拉美一方面把傳統寫作形式發揮到極致,另一方面也預見到未來的變革,第一個在他的詩集《骰子》中使用印刷文廣告圖像來強化形象的張力。這種印刷上的實驗後來被達達主義者繼承。……印刷術正在被廣告無情地拉到大街上,受到經濟混亂狀態的蠻橫統治。”“生長在這樣一個時代里的孩子,如果他在接觸書本以前看慣了如此千變萬化色彩斑斕的字母,我很懷疑他還有興趣讀懂書籍里古樸刻板的印刷文字。”只要把本雅明這段話中的“字母”換成“影視”、“音像”之類就差不多可以用來描述當代。只不過他的有關詩人將在這種圖像式的書寫活動中扮演新角色,以及他們將會在人們生活中重建權威的預言,一直未能兌現。一切達達主義式的印刷實踐也並未如預料的那麽成功。在這樣一個時代,詩人何為?抑或在這里我們同樣應該把“詩人”這個略顯陳舊的稱呼替換成影視“導演”,或者哪怕一個三流編劇?

哲學家卡爾·波普爾教授曾在一次演講中將我們時代的文明稱為書籍的文明。波普爾先生眼中的文明當然是他們的文明,是以西方為中心的,以源自希臘的地中海文明為代表的文明。目前世界的其他文明都有力求向這種文明靠攏或趨近的跡象,我們的瀕臨破碎的古老文明基本上也處在這樣的歷史進程當中。這是政治家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如果一切正如波普爾先生假定的那樣,這種現實可以另外一種現實即書籍的現實來替代,那麽可以認為從表面上來看,我們的文明與地中海文明似乎沒有什麽本質的不同。我們有自身極為豐富且保存完好的典冊與經卷,歷劫而猶未滅絕,一代代地流傳下來。我們對文字的虔敬崇拜一如往昔,只是到了最近的一百多年才由不斷滋生的自我懷疑而頻受干擾,這種干擾在很大程度上同樣來自西方。甚至連西方文明本身也正受到一種來自內部的干擾,這種干擾則來自過於發達的科學理性,這又跟我們的內部干擾中理性的缺乏形成了對照。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只在書籍本身的意義上,我們跟西方仍然存在著一種本質的差異。波普爾抽繹了西方書籍文明的這樣幾個特點:它的傳統和它的本源,它的嚴格性和它的理智責任感,它的空前想象力和它的創造力,它對自由的理解和對自由的關注。撇開其余的不談,這最後一點顯然正是我們所稀缺的。甚至可以說我們的書籍文明的存在目的與此正相反,是為了禁錮自由的存在,是對自由的漠視與詆毀,屬於一種圍繞著以代表統治者意志的正史經典為中心形成的權力話語系統,書籍的傳播與散布實際上長期處於國家壟斷之中。我們比西方領先了好幾百年的印刷術,除了在維護這種壟斷和愚民宣傳中繼續發揮作用外,主要只是在傳播一種外來的佛教經典中作出了貢獻。難怪曾有人認為我們的書籍文明中值得一讀的書不過幾本,構成我們書籍文明極大部分的只是對這幾本書的疏注與修補而已。因而我們的書籍文明在很大程度中是在重復中維持,只有積累,沒有更新。這種情形只是到了近代,通過對西方書籍文明的逐步引進與翻譯才迎來了轉機。現在我們又面臨一個新的歷史轉折的重要關口,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東西方書籍文明的發展是否都已瀕臨共同的盡頭了呢?

但願這只是杞人之慮,因為無論西方還是東方,無論這種書籍文明為我們提供了何種尺度和真相,這一切都如波普爾指出的那樣是以我們對書籍的熱愛為基礎的。但正是在這次演講的最後,波普爾教授仍然流露出一絲憂慮:時尚、傳媒和電腦是否會已永遠地破壞或已經松弛構成一切書籍文明基礎的個人對書籍的這種親切的依戀?它對傳統和本源的背離,它的隨意性和缺少理智責任感的姿態,它的萎縮的想象力和貧乏的創造力。甚至,也來自於它對自由的曲解與濫用。或許接踵而來的將是──一個讀物時代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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