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譯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個姑娘都會繡上那麽一個荷包,不過,我是繡了。

那時我十五歲,每天都到一家軍醫院上班,醫院成了我的前線。我有按我的身高縫的白大褂,有自己的頭巾,我把它按當時時興的樣式,模仿著娜佳護士纏在頭上。說起護士娜佳,她有一對黑色的睫毛和黑色的眼睛,就像來我們醫院演出的一位女歌手在歌中唱的那樣:火車疾駛而去,鐵軌轟隆聲息,心上的朋友走了,也許,再無歸期。

那黑色的睫毛、黑色的眼睛忍著悲傷默默地送他遠去……那時,演員們常來我們醫院演出。醫院里有個不錯的舞台,甚至不大的木雕樓座的禮堂,它從前是所學校的。

我不喜歡演員們演唱這首歌。不是歌本身我不喜歡,坦率地說,是聽到這首歌,禮堂里所有的人都會想到娜佳,科利亞·阿斯塔什金也不例外。

科利亞的傷病已初愈。他是個飛行員,也是我們醫院里唯一的飛行員。他是在葉爾尼亞市附近被德國人打下的,他如今身體已基本覆原,每天都在等待著出院,回到自己的飛行部隊去。

每當演員們來演出時,他總要為娜佳占個座位,如果哪一天娜佳不上班,他就為我。

科利亞·阿斯塔什金的一只手負了傷,疼痛不能鼓掌,到鼓掌時,他總對我說:“來呀,伸出手來。”於是我們手掌對手掌地鼓掌。他有一副勇敢開朗的臉,就像一個飛行員該有的那樣。

他剛滿二十歲,卻把我當成小姑娘,而娜佳又把科利亞看做是小男孩,因為她二十三。

1941年的年終就要到了,演員伊利亞·納巴托夫表演了用流行調自編詞創作的政治諷刺歌劇。

我隨CC師。

早抵某森林,……他是用約翰·施特勞斯的《維也納森林故事》中的華爾茲曲調演唱的,歌中說的是一個德國將軍馮·施特勞斯男爵的事情。

我把所有人集結在前沿,用手指那里,莫斯科已隱約可見,我們將在那里烤火、烤白面包……跟著我,向莫斯科進攻!這正是莫斯科保衛戰擊潰德國人的日子,禮堂里人們憤怒地跺著腳,我和科利亞仍是相互擊掌,盡管他的那只手這會兒已經好了,我們仍這樣鼓掌只是出於喜歡。我看著科利亞,心里想著,他馬上就要走了,我再也聽不到他那愉快的嗓音和話語:“伸出手來。”他走了也再不會有人叫我黃毛丫頭和翹鼻子小姑娘了,盡管我實際上頭髮既不黃,鼻子也不翹。我不禁感到憂傷,或許,正是在那一夜,我決定給他縫個荷包做紀念。

在醫院里,我曾經見過數不盡的荷包,它們什麽樣的都有:花花綠綠的、鮮艷的、粗布做的、實用型的,荷包上大都有著奇妙有趣的繡織物和名字縮寫,並題上字,如“打敗可惡的法西斯”、“留做朋友紀念”、“親愛的贈”等。

我找出些綢布頭做里子,縫了個小袋,用根細繩穿過去,使袋子能夠系緊,荷包就基本做好了。

剩下的就是繡,我用鉛筆淺淺地在灰綢上寫道:“一抽煙就即想起我。”說真的,這話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我曾在一個荷包上看到過,我喜歡它就記在了心里。我坐在我家旁邊可將整個院子都能看得見的台階欄桿上繡了起來。"”“你在繡什麽?”我的鄰居、同學熱尼卡過來問道。

“你沒看見嗎?荷包。”

“給誰繡呢?”“反正不是給你就是了,”我從欄桿高處看著熱尼卡,“我繡給一個人,”停了會,又補充道,“給一個飛行員。”

我喜歡逗熱尼卡,看他難受,我自己也不知這是為什麽,熱尼卡善良可信,那時我還不知道,這些品質正是一個真正的男人所具有的。

“那你給我也繡一個,行嗎?”他問。

“給你,為什麽?你又不抽煙。”

我和熱尼卡是朋友,有時他送我到醫院門口。大門里那幢白色的經常燈火通明的樓房是他所不熟悉的神秘的世界。連我進大門對他來說也變得同樣的不熟悉和神秘,完全不像他了解的那個紮小辮的小姑娘。她為什麽每天要去那里?在那里做什麽?一個小姑娘在大人們中間……這都成了他不解的謎。

我每天都上醫院里去,擡擔架,在防疫站值班,往各病房分發書籍,用勺給重傷員喂飯、念書信和代寫信。傷員中一些人叫我女兒,另一些人叫我小妹妹,一個脊椎負傷的烏茲別克人叫我“小護士”,而科利亞·阿斯塔什金則叫我黃毛丫頭和翹鼻子小姑娘……出院之日,科利亞·阿斯塔什金領取了發還給他的飛行服和帶有藍色領章、每一領章上都有三個三角形東西的軍服,還有黃色的熟皮短皮襖,佩有紅星的皮護耳帽。

四周一片雪白,雪在西伯利亞藍色的晴空下眩人眼目。醫院的院中已停好汽車,科利亞和其他幾個痊愈的傷員,將乘車去火車站。

他們是我們醫院里第一批治愈出院返回部隊的傷員。大家都明白,戰爭還將進行得很久很艱難,這些年輕小夥子有的或許還會住進其他醫院,有的人則將長眠於地下……醫院里每個能抽出身來的人都聚集到了院中的車旁,醫院指導員簡短地講了幾句話,隊長擁抱親吻了每個要走的傷員,上年紀的女管理員哭出了聲,她有兩個兒子在前線,其余傷員們從各病房窗口里望著院中的一切。

科利亞聽著指導員講話,安慰著女管理員,還不時向聚在各個窗口的傷員朋友們致意,不過,他看上去並不高興。他在等著娜佳,而娜佳卻一直沒來,我不知道是什麽事使她沒來,也許,他們倆昨天剛鬧過別扭。

“呶,黃毛丫頭,”科利亞說,“伸出手來!”我伸過右手,他握得我生疼。

“怎麽樣,翹鼻子小姑娘,我的手不錯吧,能拉駕駛桿吧?”他笑著,開著玩笑,而眼睛卻始終在尋找著娜佳,我呢,這會兒則一直在想著藏在大衣口袋里的左手,左手里握著我為科利亞縫的荷包,這是我一生中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繡有“一抽煙就想起我”字樣的荷包。

出院的傷員都上了車,科利亞仍四下張望,尋找著娜佳。我怎麽也下不了決心把我的荷包遞給他。

“你這樣。”他突然抓住我的肩膀,“快去宿舍跑一趟……”我沒等他說完,就沿著被人們踏實積雪的通向廂房的小路跑去。護士們的宿舍在那里。我沒敲門就跑進屋,屋里空空的,只有剛下夜班的急診室胖護士卡佳蓋著大衣睡覺。

娜佳的床上空空的,床頭櫃上有一面鏡子,鏡框里夾著一張穿運動衣的小夥子的照片,這是張戰前拍攝的娜佳喜愛的照片……科利亞已站在汽車的腳踏板上。

“怎麽樣?”他問。

我搖搖頭,接著把我繡的荷包遞了過去。

他接過去,讀罷臉上頓時現出激動的神色。

“這是她的,是嗎?”他的眼睛幸福得閃著光亮,“你幹嗎不說話?唉,你呀,你這個翹鼻子……”司機按響喇叭,科利亞進了車里仍喊著:“告訴她,我給她寫信!你聽見了嗎?可別忘了……”下班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著科利亞,內心里有種說不出的異樣的空寂感覺。科利亞走了,我的荷包也隨他走了。就讓科利亞去想他願想的事吧,最重要的是我的荷包將永遠相伴著他,科利亞每掏出它,讀著上面的字,抽著煙時就會想起……娜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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