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兩星期前,華苓打電話來說某處所選中譯英的短篇小說,尚缺少本省作家的作品,要我代找。這個消息使我很興奮,立刻就近要了文心、清文的,同時寫信給肇政和鐘理和先生,要他們寄幾篇來選,因為他們幾位都是常寫小說的本省籍作家。華苓在催,但是鐘理和先生的卻遲遲未到,我只好選了他在《聯副》不久前刊過的一篇《還鄉記》湊上送去。接著他的四篇剪報寄來了,所附的信是別人代筆署他的名寫的,我可以猜想到他一定是病了,因為起起倒倒對於他已經是常事了。但過了兩天,卻又接到理和先生的親筆信,他說他突然病倒了,這回病得兇狠些,所以所要的剪報遲寄來,同時他又說他所選的四篇作品,在他是有意義的,因為他寫的是鄉土的台灣,都市的台灣自有別的作家去寫。我的工作忙忙亂亂,還來不及寫信謝謝他,並且告訴他說已經來不及,所有的稿子都已送走,而今天便又接到一封寄自高雄美濃鎮的信,筆跡不是理和自己的,我猜想一定是他細心要修改稿件的信。接信的當時,我從木柵回來,人很疲乏,吃了午飯睡覺第一,午覺醒來才拆開信,那上面寫著:


海音女士:

家父於8月3日突然老病復發,4日終於不治辭世,5日下午依遺言火化。事出倉猝,不能及時通知,請原諒。

前些日子寄去的作品,用完後請替我寄回來,以後希望您仍像以前一樣的照顧我們。還有好些作品沒有出版,我希望將來能把他的作品集成一集出版。《笠山農場》父親遺言要請您跟肇政叔叔設法出版,現在原稿在台北,已經寫信去要了,接到後即將寄給您們。心里慌亂,言語無緒。敬祝,大安

鐘鐵民拜 8月7日

看了這封信,我楞住了,因為理和先生的死,似在意料中,又出乎意外。他在本刊那篇萬字連載《復活》是5日才刊畢,他4日已經死了,這可能是他在世所見到他的最後一篇刊出的作品,而相信他日前寫來的短信,也可能是他生前寫的最後的一封信。想到他和《聯副》兩年來的寫作的關系,以及對他的敬佩和認識,似乎不會使我的心情平復,同時本刊的讀者,在讀了理和先生的許多作品以後,也會對這位默默一生的作者寄予無限的懷念吧!

從理和先生的作品中,讀者也會看出他是一位不快樂的作者,因為在他的作品中難得——不,簡直從沒有看見過“歡樂”與“詼諧”的場面,而多的是“悲憫”和“憂傷”。每讀他的作品都使人心情沈重起來,有欲哭無淚的感覺。但是他並不是一個賣弄筆墨來賺取讀者的眼淚或同情的作家,而是他寫作和生活的背景,正有著無限的辛酸,筆觸所及,不由要流露出來。理和先生一生熱愛寫作,從年輕到死亡,他所寫的,在情感上毫無虛構,這正應了貝多芬的名言:

“為何我寫作?我心中所蘊蓄的,必須流露出來,所以我寫作。”

但可憐的是他一直盼著有一本自己的集子出版,卻到死也沒有實現。

理和先生今年四十六歲,一生除了熱愛寫作外,沒有輝煌的記歷和學歷,而更不幸的是十幾年來一直在和肺病搏鬥。他在第一次通信上便沈痛地寫說:“我在一個人生涯中最為有用的少壯之年便罹此疾,空讓大好時光虛擲,自思此生已無多大希望,今後倘能當名小卒,吶喊吶喊為文壇添點熱鬧,於願足矣!”

然而這點願望也不能讓他完全地達到,他還有些作品尚未發表,但當我們再讀到他的作品時,這個人已經不在這個世界了。

鐘理和先生的平凡(也不平凡!)的一生,是這樣的:

他的學歷僅僅是日據時代的高小畢業再上一年半的村塾(讀漢文)而已,而實際上,村塾所讀的漢文,對於他後來的寫作,並沒有什麽大幫助,因為當時所讀的都是古文。在日據時代,政治環境是那樣地惡劣,一切條件都不適合一個人成為一個中國文的作家,所以他有了今天的成就,除了酷愛文藝的起碼條件以外,還是有賴於他個人的遭際。

他自己曾說過他的寫作生涯的最初動機:

我少時有三個好友,其中一個是我異母兄弟,我們都有良好的理想。我們四個人中,三個人順利地升學了,一個人名落孫山,這個人就是我。這事給我的刺激很大,它深深地刺傷了我的心,我私下抱定由別種途徑趕上他們的野。心。這是最初的動機,但尚未定型。

他在高小讀書時,借著由父親手里得到的一點點閱讀能力,熱心地瀏覽中文古體小說,一部《楊文廣平蠻十八洞》,可以說是他啟蒙的中國小說了。後來他進入村塾後,閱讀能力提高了,隨著閱讀的範圍也增廣了!舉凡當時能夠搜羅到手的古體小說,莫不廣加涉獵,後來更由高雄、嘉義等地買來新體小說。當時祖國大陸上正是五四之後,新文學風起雲湧,當時很多名作家的選集,在台灣也可以買到。那些新文藝作品,幾乎使他廢寢忘食地傾讀著。於是在熟讀之余,便也偶爾拿起筆來寫。有一次他把改作後的一篇短文拿給他的兄弟看,他默默地看過後忽然對理和先生說:“你也許可以寫小說。”他雖然不明白兄弟的這句話,究竟是出於無心還是有感,但對理和先生來說,卻是一句重要的話。以後他的兄弟到台北到日本,都常常給他寄來文藝理論的書籍。他兄弟的這種做法,使他不斷地和文藝發生關系,他後來從事文藝工作,兄弟的鼓勵有很大關系。

但是把他更驅向文藝的,卻是他的婚姻!

當理和先生讀完了一年半的村塾,第二年他十九歲,家里從屏東縣遷到現在的地方來開拓山林,而就在那里,他認識了一個農場的女工平妹,並且愛上了平妹,不幸的是女工也姓鐘,同姓聯姻,在本省是大忌,他自述說:

我們受到舊社會的壓力之巨和為貫徹初衷所付的代價之巨,是無法形容的。這是我生平的又一次刺激。被壓迫的苦悶和悲憤,幾乎把我壓毀。這時候我兄弟的那句話開始對我發生影響了,我借筆墨來發泄蘊藏在心中的感情的風暴。這思想把我更深地趨向文藝。由此時起,要做作家的願望開始在心中萌芽了。

1938年夏天,他只身跑到中國的東北,1940年便回台灣把他的平妹帶走。平妹也就是他的妻,這個結合對他太不容易了。而平妹呢?在貧病交迫的日子里,她勇敢地又背起了犁耙回到農場,現在她還是一個耕種著四分田和養著幾只豬的農婦。讀者在理和先生的作品中,早已看到一個那樣忍耐著丈夫的病、家庭的貧的主婦,如果說平妹嫁給理和先生沒有得到什麽嗎?她得來的卻是全部的愛,一直到死!現在他們有四個孩子,一個讀高中,一個讀國校,兩個還小,生活一直不如理想,理和先生死了,更不堪想象。

二十年來,理和先生並沒有過一個固定的職業。當他1938年到東北去,是做著駕駛汽車的工作,後來在公司里工作。1941年,他們移居北平,在文化古城中加強了他要做作家的願望,雖然他的工作一向沒有和“文化”有關,他在北平經營的是“煤炭零售商”!但是他幾乎把全副的精力花在寫作和自修上了。

最不幸的是他的病。1946年他回到台灣來,初擔任縣立初中代用教員,但轉過年的年初就得病,後來進松山療養院,開刀切去了七條肋骨,一個人只剩半個了!這期間他沒有寫作,但是1950年出院回到鄉下的家里,便在療養中繼續他熱愛的寫作。這時好像完全達到他的夙願了,因為事實上他不能擔任任何工作,看書、寫作,不正是他所希望的嗎?然而時好時壞的病體,實在是在掙紮中生活的。

在這種情形下,他的筆觸何來幽默與歡樂?但是他從不發牢騷,本著他熱愛文藝的意志,盡情地寫作下去。平妹,下田種著地,上山砍著柴,她也從不抱怨。

理和先生在病後的作品多屬短篇,而且也多在《聯副》發表,其他刊物如《自由青年》上也間或發表一兩篇。唯一的長篇小說《笠山農場》是曾得文藝會獎的,但一直不得機會出版單行本。

一個一生的精力付諸寫作的人,盼望著有一本自己的集子出版,該不算奢侈吧,但是一直到死,理和先生的小小願望就沒有達到,但是誰又想到他這樣突然地離去了呢?

不久以前我曾在通信中向理和先生談及說,台北的西區扶輪社(全部本省籍會員)對於本省的文化年年都獎勵,我很想建議他們掏出點錢來出版一本省籍作家的作品合集。理和先生很高興,寫信頻頻詢及,但是我還沒碰到什麽機會向什麽人去講呢,理和先生已經不在世了。他臨死的遺言要肇政和我幫他出版集子。對於這樣一位作家,我們應當盡力而為,為了安慰他,也為了這是我們應當做的事。

1960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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