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住所的北邊,有一帶小高坡,那上面種的或是松樹,或是柏樹。它們在雨天里,就象同在夜霧里一樣,是那麽朦朧而且又那麽寧靜!好象飛在枝間的鳥雀羽翼的音響我都能夠聽到。

但我真的聽得到的,卻還是我自己腳步的聲音,間或從人家墻頭的樹葉落到雨傘上的大水點特別地響著。

那天,我走在道上,我看著傘翅上不住地滴水。

“魯迅是死了嗎?”

於是心跳了起來,不能把“死”和魯迅先生這樣的字樣相連接,所以左右反復著的是那個飯館里下女的金牙齒,那些吃早餐的人的眼鏡,雨傘,他們好象小型木凳似的雨鞋;最後我還想起了那張貼在廚房邊的大畫,一個女人,抱著一個舉著小旗的很胖的孩子,小旗上面就寫著:“富國強兵”;所以以後,一想到魯迅的死,就想到那個很胖的孩子。

我已經打開了房東的格子門,可是我無論如何也走不進來,我氣惱著:我怎麽忽然變大了?

女房東正在瓦斯爐旁斬斷一根蘿卜,她抓住了她白色的圍裙開始好象鴿子似的在笑:“傘……傘……”

原來我好象要撐著傘走上樓去。

她的肥胖的腳掌和男人一樣,並且那金牙齒也和那飯館里下女的金牙齒一樣。日本女人多半鑲了金牙齒。

我看到有一張報紙上的標題是魯迅的“偲”。這個偲字,我翻了字典,在我們中國的字典上沒有這個字。而文章上的句子里,“逝世,逝世”這字樣有過好幾個,到底是誰逝世了呢?因為是日文報紙看不懂之故。

第二天早晨,我又在那個飯館里在什麽報的文藝篇幅上看到了“逝世,逝世”,再看下去,就看到“損失”或“殞星”之類。這回,我難過了,我的飯吃了一半,我就回家了。一走上樓,那空虛的心臟,象鈴子似的鬧著,而前房里的老太婆在打掃著窗欞和席子的劈啪聲,好象在打著我的衣裳那麽使我感到沈重。在我看來,雖是早晨,窗外的太陽好象正午一樣大了。

我趕快乘了電車,去看××。我在東京的時候,朋友和熟人,只有她。車子向著東中野市郊開去,車上本不擁擠,但我是站著。“逝世,逝世”,逝世的就是魯迅?路上看了不少的山、樹和人家,它們卻是那麽平安、溫暖和愉快!我的臉幾乎是貼在玻璃上,為的是躲避車上的煩擾,但又誰知道,那從玻璃吸收來的車輪聲和機械聲,會疑心這車子是從山崖上滾下來了。

××在走廊邊上,刷著一雙鞋子,她的扁桃腺炎還沒有全好,看見了我,頸子有些不會轉彎地向我說:

“啊!你來得這樣早!”

我把我來的事情告訴她,她說她不相信。因為這事情我也不願意它是真的,於是找了一張報紙來讀。

“這些日子病得連報也不訂,也不看了。”她一邊翻那在長桌上的報紙,一邊用手在摸撫著頸間的藥布。

而後,她查了查日文字典,她說那個“偲”字是個印象的意思,是面影意思。她說一定有人到上海訪問了魯迅回來寫的。

我問她:“那麽為什麽有逝世在文章中呢?”我又想起來了,好象那文章上又說:魯迅的房子有槍彈穿進來,而安靜的魯迅,竟坐在搖椅上搖著。或者魯迅是被槍打死的?日本水兵被殺事件,在電影上都看到了,北四川路又是戒嚴,又是搬家。魯迅先生又是住的北四川路。

但她給我的解釋,在阿Q心理上非常圓滿,她說:“逝世”是從魯迅的口中談到別人的“逝世”,“槍彈”是魯迅談到一二八時的槍彈,至於“坐在搖椅上”,她說談過去的事情,自然不用驚慌,安靜地搖在搖椅上又有什麽希奇。

出來送我走的時候,她還說:

“你這個人啊!不要神經質了!最近在《作家》上、《中流》上他都寫了文章,他的身體可見是在復原期中……”

她說我好象慌張得有點傻,但是我願意聽。於是在阿Q心理上我回來了。

我知道魯迅先生是死了,那是二十二日,正是靖國神社開廟會的時節。我還未起來的時候,那天天空開裂的爆竹,發著白煙,一個跟著一個在升起來。隔壁的老太婆呼喊了幾次,她阿拉阿拉的向著那爆竹升起來的天空呼喊,她的頭發上開始束了一條紅繩。樓下,房東的孩子上樓來送我一塊撒著米粒的糕點,我說謝謝他們,但我不知道在那孩子臉上接受了我怎樣的眼睛。因為才到五歲的孩子,他帶小碟下樓時,那碟沿還不時的在樓梯上磕碰著。他大概是害怕我。

靖國神社的廟會一直鬧了三天,教員們講些下女在廟會時節的故事,神的故事,和日本人拜神的故事,而學生們在滿堂大笑,好象世界上並不知道魯迅死了這回事。

有一天,一個眼睛好象金魚眼睛的人,在黑板上寫著:魯迅先生大罵徐懋庸引起了文壇一場風波……茅盾起來講和……

這字樣一直沒有擦掉。那卷發的,小小的,和中國人差不多的教員,他下課以後常常被人團聚著,談些個兩國不同的習慣和風俗。他的北京話說得很好,中國的舊文章和詩也讀過一些。他講話常常把眼睛從下往上看著:

“魯迅這個人,你覺得怎麽樣?”我很奇怪,又象很害怕,為什麽他向我說?結果曉得不是向我說。在我旁邊那個位置上的人站起來了,有的教員點名的時候問過他:“你多大歲數?”他說他三十多歲。教員說:“我看你好象五十多歲的樣子……”因為他的頭發白了一半。

他作舊詩作得很多,秋天,中秋遊日光,遊淺草,而且還加上譜調讀著。有一天他還讓我看看,我說我不懂,別的同學有的借他的詩本去抄錄。我聽過幾次,有人問他:“你沒再作詩嗎?”他答:“沒有喝酒呢?”

他聽到有人問他,他就站起來了:

“我說……先生……魯迅,這個人沒有什麽,沒有什麽了不起的,他的文章就是一個罵,而且人格上也不好,尖酸刻薄。”

他的黃色的小鼻子歪了一下。我想用手替他扭正過來。

一個大個子,戴著四角帽子,他是“滿洲國”的留學生,聽說話的口音,還是我的同鄉。

“聽說魯迅不是反對‘滿洲國”的嗎?”那個日本教員,擡一擡肩膀,笑了一下:“嗯!”

過了幾天,日華學會開魯迅追悼會了。我們這一班中四十幾個人,去追悼魯迅先生的只有一位小姐。她回來的時候,全班的人都笑她,她的臉紅了,打開門,用腳尖向前走著,走得越輕越慢,而那鞋跟就越響。她穿的衣裳顏色一點也不調配,有時是一件紅裙子綠上衣,有時是一件黃裙子紅上衣。

這就是我在東京看到的這些不調配的人,以及魯迅的死對他們激起怎樣不調配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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