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認為小說也是“文以載道”,有人認為小說是藝術,是“文不負載”。

我想,“文不負載”恐怕是假的。不管是什麽樣的小說,它總要載點兒什麽東西,至少要把作者頭腦里的某種想法載進去。即使是寫得糊里糊塗,顛三倒四的小說,仔細地看看,也總能找出一點糊里糊塗,顛三倒四的道理。如果連糊里糊塗,顛三倒四的道理都找不出的話,那就有一個很明顯的道理——叫你看不懂。這話不是我想出來的,我曾經在一個國際性的文學盛會上碰到一位外國作家,他寫的書誰也看不懂,因而成了與會者中的特殊品種。夜晚在酒吧中閑聊時,這位作家來了,有個外國同行問他:“你到底寫的是什麽,我們都看不懂。”

“連你們都看不懂?好極了!這說明我的作品很成功,因為我寫的書我也看不懂,目的就是叫任何人都看不懂,如果你們都能看懂的話,我還能來參加這樣的盛會嗎?”

一語道破,小說如果能使人看不懂,那也不是毫無道理的,它也是一種“文以載道”,而且所載之道並不深奧,借用一句流行歌曲的歌詞,就是:“我也不知道,不知道……”

由此觀之,小說也和其它文章一樣,載道大概是無疑的。至於載的是什麽道,那就難說了。可以是大道,可以是小道,也可能有歪門邪道;可以以小道而喻大道,由邪道而入正道,這就要看作者怎麽寫,讀者怎麽讀了。

小說除掉載道之外,它還有一種特殊的功能,此功能實際上已經存在,可卻常被略而不提:小說是“文以載人”。

我們常說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可當我們翻開各種各樣的歷史書籍時,所看到只是些帝皇將相,英雄美人,再加上點風流才子,遊俠名妓等等,所謂的人民只是一個虛詞而已。大人物被歷史記載下來了,小人物又在哪里?帝皇將相被記載下來了,張三、李四又在哪里?當然,這也不能責怪我們的歷史學家,歷史學家寫歷史是要靠資料的,那些張三、李四卻像輕煙似的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即使挖開他們的墳墓,也只有一把骨頭,連可供研究的殉葬品也沒有一件。歷史學家提到他們的時候,也只能是一言以蔽之了。看起來,要想把生活中普通的人記載下來,此種光榮的歷史任務只能是落在小說家的肩上了。

小說能把當今的生活(未來的歷史)中的人物寫得栩栩如生,活龍活現。此種栩栩如生和電影不同,電影要受鏡頭的限制,很難體現人物的思維和內心,特別是無法展開人物賴以生存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小說中的人物是通過文字符號在人的頭腦中形成,是一種思維的存在,不是感官的復印;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不是限於某種場景中的圖像。我們要感謝歷代作家所創作的小說,是他們記載下了我們所未曾見過的各個時代的人物,各個國家中的人物。一提到賈寶玉、林黛玉、王熙鳳好像大家都很熟悉,其實誰也沒有見過。多虧了曹雪芹的那一枝生花之筆,才能把兩百多年前大觀園內外的各種人物流傳至今。古代、近代乃至當代的許多作家,把我們的先人活生生地展現在我們的面前,使我們能從先人的腳步中獲得許多教益。當然,小說中所記載的張三、李四,並不是真正的張三、李四,是張三、李四的典型,或者說是一種概括,一種縮影。唯其如此,才能使張三、李四變得更真實,更活靈,而且可以免卻許多“對號入座”和無聊的考證;免得那些張三、李四爭當小說中的好人,硬說某某就是他。萬一小說中有個壞人和某個張三、李四有點相近的話,那作者就要惹一身是非,弄得不好要對薄公堂什麽的。

小說載人也有它的缺點,它寫帝皇將相、達官顯貴常常寫不好,可寫普通的人,寫小人物卻是它的拿手。原因也很簡單,因為作家大都是些普通的人。身為達官顯貴的人不寫小說,小說是九流之末,雕蟲小技。也有一些達官顯貴是寫過小說的,那是他成為達官顯貴之前事。當然,能寫小說的也不都像高爾基,特別是在中國,能熟練地使用文字,大都是社會的高層或中層,或者是由高層而滑入中下層,是些懷才不遇,流落江湖的小人物。誰都知道,作家熟悉什麽樣的人,才能寫好什麽樣的人,讓一個窮秀才跪在皇帝的腳下寫皇帝,他除了多寫幾個皇恩浩蕩,天子萬年之外,恐怕寫不出什麽精采的東西。作家們熟悉千千萬萬個普通的人,才能使千千萬萬個人活在小說里。小說“載人”的這一缺點,,卻又正好轉化成它的優點,使它能補正史之不足,使得歷史上見不到的張三、李四不至於煙飛泯滅,從而證明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

1997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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