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屆文代會是解放以來文藝工作者一次空前的大檢閱,是一支歷經了數不清的苦難、被打得七零八落的文藝大軍的重新會師。

我們的這支文藝大軍如果允許作一個粗略的的分析的話,大體上是由四個時代,四種年齡的人組成的。

一是三十年代的老將,是和魯迅同時代的人,如今都是七十以上的高齡。二是四十年代在戰火中成長起來的戰士,如今也已年近花甲。三是五十年代解放以後第一批的文學青年,如今也是五十上下的年紀。四是七十年代、特別是粉碎“四人幫”後大批湧現出來的青年,年齡都是二十多歲到三十多歲。從時間和年齡上來看,我們缺少了一代人,缺少了六十年代走上文壇,如今四十左右的一代人。並非說六十年代沒有人走上文壇,但是不多,成不了一個方面軍。也有人在六十年代就開始創作,但是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粉碎“四人幫”後一躍而起,加入了青年的行列,可算是遲開的薔薇。

我們的四屆文代會本來應該是五世同堂,現在只能是四代相聚,我們損失了十多年的時間,損失了一代人。這對我們的文學事業造成了很多困難,目前普遍地感到缺少“壯丁”。

我們這四代人,是四個方面軍,在新的長征中要互相支援,協同作戰。三十年代的老將要運籌於緯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四十年代的中將要承上啟下,謀劃戰略與戰術的問題;五十年代的末將要攻城略地;七十年代的小將要沖鋒陷陣,負責炸雕堡探地雷。

這四個方面軍各有所長,各有所短,各自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困為我對第三方面軍的情況比較了解,借此機會提出一點看法和意見:

所謂的第三方面軍是指五十年代走向文壇,解放後的第一代文學青年,如今的年紀也不小了,大都在五十上下的年紀。這個方面軍的人數是很可觀的,大家還都記得,解放初期各方面的工作蒸蒸日上,文學也是一樣,突然間湧現出一大批文學青年,有的搞創作,有的搞理論,有的搞編輯,都有一定的戰鬥能力。從五二年到五六年,逐年增加,異軍突起。到了一九五七年的春天,當時的中國作家協會、團中央、全國總工會共同召開了一次“全國青年創作者代表大會”,周總理、胡耀邦等中央領導同志都到會講話,所有在京的老作家全部到會講了話,有許多著名的老作家還自始至終地參加了分組討論會,對當時的青年文學創作者的影響是很大的。前些時我在整理殘存的稿件時,發現了一份當時會議的分組名單,統計了一下,當時參加會議的共有六百五十六人,再中加上因事因病,因會議的名額所限而未能參加者,我估計,五十年代走向文壇而初露頭角者,不下千人。現在活躍在中國文壇上五十歲左右的作家和詩人,大多數是那個會議的參加者。所以有人說,五七年以前,那是個人材輩出的時代,“那時天公真抖擻,不具一格降人材。”文藝這一行,歸根結蒂是個人材問題,為什麽那個時候會人材輩出,後來就人材間出,再後來就根本不出呢?這個問題有待於理論家和領導文藝工作的同志去加以探討。我只是說,五十年代出現的千人大軍,其遭遇是十分不幸的。青年文學創作者代表大會的參加者,有百分之七十都成了右派、中右、反革命分子。文藝界被錯劃的右派之中,三分之二是出在五十年代的文學青年里。這些右派的“質量”不高,數量卻是可觀的,因為這些人當時都是十八、二十幾歲,血氣方剛,熱情天真,不僅是思想容易解放,嘴吧也很解放,筆頭子也很解放,鳴放一番,寫個大字報什麽的,一抓就準。抓住他們當右派,無須經高層領導人審批,一個小單位的領導人說了便可以。

抓他們當右派還有個好處,這些人都是無權無勢的,打了他們不會傷筋動骨,又可以完成指標,何樂而不為。這麽一來,這支千人大軍便潰不成軍了,剩下的也是時起時落,逃得過三月三,逃不過六月六。當然,也有極少數的幸運者,到最後是否幸運,這里暫且不提,要提的是這支千人大軍現在哪里?不錯,有一部分人回來了,在各種報刊雜志上經常見到他們的作品,比過去都有長進,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叫人看了高興。可是,這只是少數,加起來也不足一百人。還有那九百呢,極少數的人死了,絕大部分還鍵在,絕大部分的人都已平反,可是絕大部分的人卻沒有在文學上發出聲音。有的下決心不干了,有的想干,但因為荒疏已久,眼高手低,一時間寫不出來。有的躍躍欲試,妻子兒女堅決反對,文學太危險了,解放以後哪一次運動不是從文藝界開始的,包括肅清反革命分子運動在內。有的現在已經成了專門人材,整天忙著起草報告、寫總結,忙得沒有一點空隙。這一支被打散了的文藝大軍所以不能重新歸隊,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思想問題也有實際問。因此要做思想工作也要做實際工作,要做到每一個人的頭上去。據我了解,這些人也並非是心如死灰,二十多年來雖然遭受了各種苦難,還是念念不忘於文藝。他們在這二十多年間積累了大量的生活,思考了很多的問題,對這個世界的了解和理解都比以前更深,更廣,一旦拿起筆來,不僅是意氣不減當年,肯定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許多編輯部也有這方面的經驗,偶爾收到一篇稿子,一看便知道是出於老手,一查,原來在五七年之前曾經發表過作品的。

一支部隊被打散了之後,要重整雄風無非是兩種辦法,一是召回舊部,一是召募析兵,用召回的舊部為核心來擴召募新兵。我們文藝界的情況和科技界不同,和表演藝術家也不同,並非是青黃不接,也不是後繼無人。科學家離不開實驗室,表演藝術家離不開舞台,作家離不開生活。由於“四人幫”和極左路線的危害,科學家離開了實驗室,表演藝術家離開了舞台,至使業務荒疏,後繼乏人,青黃不接的情況十分嚴重。作家則不然,他們被“四人幫”趕到了生活的最底層,和廣大的人民打成了一片。如果我們能忘卻了眼淚和痛苦的話,那就可以說,中外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有那麽多的文學家,那麽長的時間和人民滾在一起,那麽熟悉人民的生活和疾苦,了解他們的希望和企求。即使有些文學家是長期地被隔離和監禁,我覺得那也是一種生活,是一種更尖銳復雜的生活。只要思想解放,我覺得中國文學藝術的繁榮是指日可待的。我們要想盡一切辦法來召舊部,擴新兵,當年陳毅元帥曾經寫過:“此去泉台召舊部,揮師十萬斬閻羅!”那是多麽的慷慨悲涼,氣壯山河。今天我們能不能喊出:“此去基層召舊部,揮筆十萬斬極左!”

已經散失了的人要召回來,當然也不會全部都召得回來,歷史和時間都會對人進行篩選;即使已經召了回來的人,也逃不出未來的篩選,這里就有一個如何培養和使用的問題。

一般地講,五十年代的文學青年大部分是準備不足,讀過大學的人很少,留過洋的全無,大部分是中小學的程度,由於種種原因,偶爾走上創作的道路,經過多年的學習,當然也有一些進步,但是比起老一輩的作家來實在是差得很遠。三十年代的作家大多是學問家,能創作,能翻譯,能進行學術方面的研究,知識是很廣博的。我們這一代人沒有來得及學習,解放以後匆匆忙忙地寫了幾篇東西,然後便受批判,下放勞動、勞改,或者是調離了文學工作的崗位,風風雨雨地過了二十多年。一個作家在文化方面的修養,大體上有兩種情況,一是在成為作家之前就打下了比較堅實的基礎,就已經讀過萬卷書,行過萬里路。一種是寫了一些作品之後,有計劃、長時間地進行知識領域里的探求。雖然說是活到老學到老,可是一般的基礎工作都是在五十歲之前完成的。人們說:“八十不算老,七十不稀奇,六十小弟弟。”這都是一種鼓勵老人的說法,其實,每一個人都逃不脫自然的規律,八十歲學打拳的人,總是敵不過那些十八歲學打拳的。

我們這一代,都是五十歲左右的人了,開始創作之前的基礎不厚,開始創作之後沒有來得及補課,甚至反而倒退。因此,我們的學習問題就顯得十分重要,十分迫切。一提到學習就容易想到辦個讀書班,開個學習會什麽的。這種辦法,對搞創作的人來說都不大切合實際。因為各人的需要存在著千差萬別,而且都是在創作和生活的間隙里進行的。我們並不需要去參加讀書班,最最需要的卻是書。三十年代的作家很多都是學問家,也是藏書家,或者說總是有不少的書籍。我們很可憐,本來的書就很少,文化大革命期間抄的抄了,賣的賣了,燒的燒了,現在真可謂是手無寸鐵,只有幾堆報紙和雜志放在床底下面。現在,許多名著都在重印,許多類書也在重版,可是我們只能是望書興嘆,想買而沒有錢。我們這些人的工資原來就不高,二十多年來非但沒有提升,很多人都受到了降薪、降級的處分,現在雖然恢復了,但也只恢復到當時的水平。當年是二十來歲,光桿一人,或是剛剛結婚。現在是有兒有女,有的人快要抱孫子,窮得相當可以了,哪有余錢來賣書?照理說,作家買書應該靠稿費,可是不知道是什麽原因,粉碎“四人幫”已經三年多了,各個方面都在撥亂反正,唯獨這個“三名三高”反不過來。物價漲了,書價也漲了,可那稿費卻只有五十年代的三分之一。王蒙寫了個短篇小說,題為《最寶貴的》,拿了十五塊錢稿費。由此可見,最寶貴的也只值十五塊錢。而且是一次付清,沒有版權,到處可以翻印。他印你的書分文不給,你買他的書分文不少,不知道這是屬於哪一類的價值規律?現在有人怕出版社重印自己的舊作,印了沒收入,卻要花錢去買書送人,因出書而負債累累。這倒是恢復了我們的老傳統,叫作“毀家刻經”,那時候出一本書是要傾家蕩產的!我講這些話實在是難以啟口,中國的知識分子總有點清高,君子何必曰利?唉,實在也是沒有辦法呀,古人到了我們這麽大的年紀已經是學富五車了。那時的書少,又都是竹板刻的,五車也沒有什麽了不起。現在的書多,鉛字也小,五車書就了不起!我們不想那麽多,有一車也就夠了。

不過,話又得說回來,真的有了一車書倒又出了問題:放在哪里?這一代人大部分剛從勞動、勞改之處回來,有的還寄住在親戚家中,有的兩三代人擠在一起,別說是放書的地方了,連放人的地方都成問題。因此,適當而又即時地解決住房,對於作家來說是十分重要的。住房對作家來說不僅僅是生活資料,而且是生產資料。作家、作家,他是在家里工作的,一個作家就是一爿生產精神產品的工廠,哪有開工廠不給廠房的?杜甫當年茅屋為秋風所破,高喊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好像他的住居條件也十分困難。不過,根據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一書中的考證,據說那茅屋也是了不起的,屋上有三重茅,這就不是一般性的。想起來那茅屋的建築面積也不下於一百平方米吧。我們不要那麽多,有個工作室就行了,放張寫字台,放兩個書架子。

古代的文化人強調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創作的源泉無非是來自直接的和間接的生活體驗,行萬里路不僅可以增加生活的體驗,還可以擴大視野,不至於使人坐井觀天。我們過去下放勞動,體驗生活等等,都是局限在一個村莊,一個車間里,看上去是深入生活了,其實這種深入是有局限的,只能說明你是深入到了生活的底層,不能說明你對生活有什麽深刻的認識。生活的深度與廣度是辨證的,一時一地的生活,要放在廣闊的背景下來評判,才能對它有比較深刻的認識。我們過去的生活,深是深了,恐怕是太狹了一點。生在北方的人沒有見過長江,生在南方的人沒有見過黃河,見過太晤士河的人更加沒有。出國有些困難,在國內走走還是可以的,只要不去批評人家是遊山玩水,遊山玩有何不可,否則的話,那些漂亮的山水詩文又是從哪里來的?你在那里搖頭晃腦地朗誦著:“黃河之水天上來,奔騰到海不復回!”可你連黃河見也沒有見過,慚愧。

我們這一代人,深深地感到失去的時間太多了,而且失去的正是精力充沛的壯年時期,要想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是不可能的了,只能是把現存的時間一個抵兩個用,一點兒也不能浪費。

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今天,;這使得我們喜出望外,也使得我們不安與焦急。

1978年,四屆文代會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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