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芽》創刊的初期,我曾經在這份刊物上發表過一個短篇,名曰《小巷深處》。當時曾引起一點“轟動”,後來便引起一場“風波”,再後來便成了一個“紕漏”,沒完沒了地批到“四人幫”被粉碎。這以後它又成了“鮮花”,被收到《重放的鮮花》小說集里。反復折騰造成了一種條件反射,只要聽到“小巷深處”這四個字,我就會毛骨悚然!

小說的發表已經過去了二十六年,《萌芽》的編輯同志們還記得這件事,要我寫篇文章作點兒回憶。其實,寫回憶和讀回憶的人往往都要上當,因為回憶象個篩子,能把灰塵和癟籽都篩光,剩下的都是顆顆好樣,一等一級。即使留點兒灰塵,那灰塵也成了銀粉,可以增添光輝;即使留幾顆癟籽,那癟籽也成了坯芽,可以長成大樹;失敗都是成功之母,痛苦中也能品咂出美味。

阿Q至今沒有死去恐怕和這種回憶多少有點關系。

這幾年我很少回憶起《小巷深處》,倒不是心有余悸,實在是一種護短的表現;是阿Q又害怕別人提到他的癩痢頭。你越怕,別人越是要提:“噢!久仰久仰,我年輕時讀過你的《小巷深處》!”糟糕,阿Q的老氈帽立即被揪下來了。

我為什麼要護著這個癩痢頭呢?原因很簡單,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因為我覺得《小巷深處》不是什麼上乘之作。雖然我從來也沒有寫出過上乘之作,今後也不大可能寫得出(我覺得小說越寫越難,簡直難如上青天)。可我對小說的看法也有一個不變的標準,我把它奉作藝術的“良心”。這標準也不是什麼新玩藝更不是八十年代的高精尖,說穿了也只是老生常談的三個字:真、善、美。我拿這個標準來衡量《小巷深處》,老遠就能見到它的一塊大癩疤:失真。

所謂失真,並不意味著是離開了當時的現實生活去胡編亂造,故意寫一個妓女的愛情故事來“爆門兒”。不是,那時我才二十多歲,有成名成家之歹念,無嘩眾取寵之惡意。我所寫的人與事,除朱國魂是捏造之外,其余都是有根有據的。那時候我在《蘇州報》當新聞記者,多次采訪過為收容和改造妓女而設立的生產教養院。我收集過很多材料,還拍過許多照片。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的話,我可以拿出筆記本和“徐文霞”打腰鼓的照片(很美)來作證。可是,生活的真實和藝術的真實是兩回事,人證和物證都是幫不了忙的。說到底我對妓女不熟悉,徐文霞到了我的筆下便成了小知識分子,連語言也是學生腔,幾乎看不出她是沒有文化而且是曾經做過妓女的。托爾斯泰在《復活》中寫了瑪絲洛娃,那麼善良、那麼美,卻又帶著明顯的被淩辱的痕跡。

我望塵莫及。其次,徐文霞心靈上的創傷所以難以愈合,主要是來自根深蒂固的社會和道德的偏見,不是一個如意郎君便能解決問題的。即使到了二十六年後的今天,如果有誰知道某某老太婆曾經作過妓女的話……

我對這一點僅僅是拉出個朱國魂來給了他一巴掌,作了簡單化的處理。其實,促使我寫《小巷深處》的動機恰恰是由此而來的,即在生產教養院結束之後的兩年,我想找個“徐文霞”,報道她的幸福的生活。“徐文霞”一見到我便面無人色,把我堵在她家的大門外面,悄悄告訴我,她的婆婆和鄰里都不知道她是曾經做過妓女的。我也嚇了一跳,拎起自行車便往回逃。靜夜思之,發而為文,願天下受苦人都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往後的生活告訴我,世界上的悲劇不可能都變成喜劇,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當我看到批判《小巷深處》的大字報專欄時,也看到某個“徐文霞”的大門上貼著大字報,竟有好事之徒用歪歪斜斜的字跡來揭露“徐文霞”的“醜史”。還有另外一個“徐文霞”被剃光了頭發在小巷里大遊行。這時間我就想過,所有的“徐文霞”都不會承認我所寫的徐文霞是真實的。

一篇雖非胡編卻有失真之處的小說,為什麼能引起讀者的注意?我想原因也很簡單,讀者都是善良的人,都是富有同情心的,都對善與美有著渴望與追求。《小巷深處》在真字上失去了兩分,在善與美上扳回了一局。比賽的結果是二比一,輸了,但也沒有剃光頭。這樣說也許有點不恰當,因為真善美是個統一的整體,不能折零的。理論上是如此,但在藝術實踐中由於受到內因與外因的限制,往往做不到這一點。在一個作品中達到真善美完全的統一,對我來說,至今也是可望而不可及。徐文霞這個人物是有失真之處,但也沒有假到胡編亂造的程度。她用(我用)一種小知識分子的方式表達著她的善良,表達著她對愛情與幸福的追求,還是值得人們同情的。張俊這個人物有些概念化,但這概念也是真誠與同情。朱國魂這個人十分可惡,給了他一巴掌已經“帶勁”了,我也沒有把他送到派出所去(這是我當年的一大罪狀,包庇壞人)。即使現在再把他抓起來,恐怕也只能行政拘留三天,如果有律師辯護的話,能否拘留還成問題。這一些都反映了我當時的思想狀況,以及我後來寫小說的基本態度。我當年的思想狀況正像現在的一首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樣,希望“工作順利,家庭幸福,人人快樂……”二十六年的歲月告訴我,生活和唱歌是不相同的;正因為不相同,我們才拼命地尋求真善美來與假醜惡進行殊死的搏鬥!寫小說的人應該是別無多求的,只希望我們所生活著的世界能一天天地美好起來。今年比去年好,明年更比今年好,一直好到那個最好最好的共產主義(沒有絕對的終點,否則人類要毀滅)。有曲折也不要緊,連鐵路也要拐彎的;我們所以描繪彎路,其目的也是想找出翻車的原因,希望後來者一路平安而已。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在作品中所表達的善意(表達的方式各異)。我也相信,這種善意是能被絕大多數的人接受的。有些人一時接受不了,覺得不“帶勁”,不尖銳,那也不要緊,待到事過境遷,心平氣和的時候也許會接受,偏激也是不真實的。

有人說《小巷深處》比我現在的小說寫得美,連題目也美。此話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前兩年我復看此篇小說時,覺得也美不到哪里去。可能是因為我現在所認為的美要比二十六年前質樸些,內在點,還摻雜了一些不可救藥的幽默在里面。如果真是比現在寫得美的話,那也不能歸功於我,得歸功於蘇州。蘇州的姑娘長得美,園林美,小巷也有一種深邃而寧靜的美。“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蘇州的小巷里確實有過賣白蘭花,那叫賣的聲音也十分優美。老實說,此篇小說的環境描寫是幫了大忙的。當年我是無意識,也不知道古老的蘇州可以賣銅錢。

現在我知道了,但也不敢多寫了,我不能把蘇州的美當作廉價的商品來傾銷,只有在活不下去的時候才伸手向媽媽討幾個銅錢。

二十六年過去了,生活和創作的道路都是不平坦的,風風雨雨,恩恩怨怨,諸事百感終日縈繞在心頭,有時候簡直亂得難以下筆,不知道在這茫茫的藝海之中如何撥正船頭。去年到四川去開會,有機會聆聽了艾蕪同志的教誨,他說,一個作者在體察生活時要真,在評價生活時要善,在描述生活時要美,以此而求得真善美的統一(大意如此)。前輩的探索與總結使得我模糊的追求變得較為清晰,這恐怕是我們一代代的人所苦苦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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