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進臥車吸煙室時,我正獨坐在那兒。

他穿著一件毛皮襯里大衣,提著一口值五十元的小提箱。他一進來就把箱子放在了座位上。

然後他看見了我。

“啊呀!啊呀!”他滿面春風地說道,好像認識我似的。

“啊呀!啊呀!”我搭訕道。

“天啦!誰能料到會在這兒碰上你呢?”他說著,一個勁兒地和我握手。

“是誰也想不到。”我在心里想。

他更仔細地端詳了我一番。

“你可一點兒也沒變呀。”他說。

“你也沒有。”我熱忱地說。

“你也許胖了那麽一丁點兒。”他繼續評論道。

“是胖了一點點,不過你也有點發福了。”我說。

這麽說有助於雙方扯平,那我的發胖也就算不了什麽了。

“不,”接著我壯著膽子很肯定地說,“你看起來和以前一模一樣。”

與此同時,我一直在琢磨這個人是誰。我壓根兒就不認識他;我根本想不起他是誰。並不是說我的記憶力差,相反,它好極了。的確,我發現要記住別人的名字是一件很難的事。我經常想不起別人的臉,想不起別人長什麽樣兒,對別人穿的衣服當然更不會去註意。但是除了這些細節我從未忘記過任何人,而且我為此頗感自豪。不過倘若真有某個人的名字或長相我一時想不起來,我也決不會不知所措。我知道該如何應付這種尷尬局面。需要的只是冷靜和機智,有了這兩點就什麽都可以應付了。

我的朋友坐了下來。

“我們可好久沒見面了。”他說。

“是好久了。”我回答說,語調中帶著一絲感傷。我想讓他覺得我也曾為此難過。

“時間過得好快啊。”

“一眨眼就過去了。”我欣然表示同感。

“真不可思議,”他說,“歲月就這麽飛逝,朋友們都失去了聯系,真是恍若隔世啊!我經常為此傷神。我時不時地納悶:過去那些老夥計都上哪兒去了呢?”

“我也一樣。”我說。事實上此時此刻我也在想同樣的問題。我發現在這種場合,人們遲早都會說起“那幫老夥計”、“那些小夥子們”或者“那幫人”,借此機會恰好可以推斷對方到底是何許人物。

“你回過我們那個老地方嗎?”他問道。

“從沒回過。”我毫不含糊地說。絕對不能拖泥帶水。我覺得在我弄清“老地方”在哪里之前,絕對不能再涉及這個問題。

“是嗎?”他繼續說,“我猜你是不太想去那兒吧?”

“現在不想。”我很小心地說。

“我理解你的心情,對不起。”他說道,然後沈默了一會兒。

至此我總算混過了第一關。我不太想去的某個老地方顯然是有的。這一點可作為談話的基礎。

不久他又開腔了。

“是啊,”他說,“有時候我遇上一兩個老夥計,他們都談到你,很想知道你在忙些什麽。”

“可憐的家夥。”我在心里想,可是我沒說出來。

我知道該不失時機地來一手猛的了,於是便拿出了過去常用的老花招。我饒有興致地展開了攻勢。

“餵!”我說,“比利現在在哪兒?你聽說過他的近況嗎?”

這一招是萬無一失的。任何一幫老夥計中都會有個把名叫比利的。

“他呀,”我的朋友說,“當然聽說,他正在蒙大拿經營農場哩。去年春天我還在芝加哥見過他——差不多有兩百磅重了——你簡直就認不出他來了。”

“我當然認不出來。”我在心里自己嘀咕。

“那麽佩特在哪兒呢?”我又問道。這也是很保險的。總會有個叫佩特的。

“你是說比利的兄弟吧。”他說。

“是呀,是呀,比利的兄弟佩特,我經常想到他。”

“噢,”那個素不相識的人說,“老佩特現在可大變樣了——整個兒老老實實的了。”說到這里他開始發笑了,“嗨,佩特結婚了!”

我也開始笑了。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一個人結了婚,說來總是讓人覺得很可笑的。不管老佩特是誰,他結婚了這件事簡直可以笑死人。光是想到這一點,我就忍俊不禁,默默地笑個不停。我真希望能夠不停地笑下去,一直笑到火車停開。我只有五十英里的路程了。只要你知道該怎麽笑,笑上五十里路也沒什麽難的。

可是我的朋友不甘心就此打住。

“我經常想寫信給你,”他說道,用起了推心置腹的語氣,“尤其是在聽說你受了損失的時候。”

我沒有吭聲。我損失了什麽呢?是錢嗎?如果是的話,那我丟了多少錢呢?我是為什麽損失錢的呢?我不知這所謂損失到底是使我完全破了產,還是只部分破產。

“遭受那種損失是永遠也忘不了的。”他神情嚴肅地繼續說道。

顯然我是徹底破產了。但是我沒吭聲,一心只等他亮牌。

“是啊,”那人繼續說,“人去世總是件傷心的事兒。”

死了人!噢,原來是這麽回事,是嗎?我差點因高興而打嗝了。這就好辦了。在這種交談中,應付有關死人的話題是最簡單的。你只需一聲不吭地坐著,靜等對方說出死去的是誰就夠了。

“是呀,”我咕噥道,“是挺傷心的。不過也有令人寬心的一面。”

“那當然,尤其是活到了那麽個年紀。”

“正如你所說,活到了那麽個年紀,而且過了那樣一輩子。”

“我想,到最後都還挺硬朗、挺清醒吧。”他非常同情地繼續說道。

“是的,”我回答說,這下子有把握了,“去世前最後幾天還能在床上坐起來抽煙哩。”

“什麽?”他迷惑了,一難道你奶奶——”

我奶奶!原來是這樣,唉!

“對不起,”我有點為自己太蠢生自己的氣了,“我剛才說到抽煙,意思是說她能坐起來並讓人對著她抽煙,她有這麽個習慣——要人為她朗讀,要人對著她噴煙——好像只有這樣做才能讓她平靜下來——”

這麽說著的時候,我聽見了火車駛過信號燈和轉轍閘的吱嘎聲,火車慢慢停下來了。

我的朋友迅速朝車窗外看了一眼。

他的臉色有點狂躁。

“我的天啦!”他說,“都到聯軌站了。我坐過頭了。我本該在前一站下的,餵,乘務員,”他朝車廂過道里喊道,“我們在這兒停多久呀?”

“只停兩分鐘,先生,”一個聲音回答說,“這趟車晚點了,現在正趕時間哩。”

我的朋友猛地站起來,掏出一大把鑰匙,在小提箱的鎖上摸索起來。

“我得給家里打個電話,”他氣喘籲籲地說,“這該死的鎖,我的錢全鎖在里面。”

我這時唯一擔心的是他來不及下車打電話。

“我這兒有,”我說著從口袋里掏出一疊鈔票,“別折騰鎖了。先拿去用吧。”

“多謝。”他一把抓起了我手里那疊鈔票——忙亂之中,他一張都沒給我留下。“我勉強還來得及。”

他從火車上跳了下去。我隔著車窗看見他朝候車室走去。他好像走得並不快。

我等著他回來。

乘務員在叫了:“上車啦!上車啦!”隨即傳來一陣鈴聲和蒸汽的嘶嘶聲,轉眼之間火車開動了。

“白癡,”我心想,“他誤車了。”他那口值五十元的箱子還躺在座位上哩。

我一邊等一邊向窗外張望,同時在想這個人到底是誰。

過了不久,我又聽見了那個乘務員的聲音。他顯然正領著一個人從車廂那邊走過來。

“先生,我在車廂里找遍了。”他說。

“我把它放在那個車廂里我太大後面的座位上的。”一個陌生人的聲音傳了過來。一個穿著體面的人把頭探進了我所在的包間。

他立即臉露喜色,好像認出了什麽似的。但他認出的不是我,而是那口值五十元的小提箱。

“噢,在這兒。”他高聲叫道,一把抓過提箱,提了出去。

我頹然癱在了座位上。“老夥計”!佩特的婚事!我祖母的死!天啦!我的錢!我現在全明白了,那家夥原來是“為談話而談話”,原來是別有用心!

上當啦!

下一次要是在火車上和萍水相逢的人搭訕,我再也不會如此這般地自以為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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