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也平:論郁達夫傳記文學的“文學”取向(上)

在中國傳記文學的現代轉型中,梁啟超、胡適等幾位最初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們的理論提倡和創作實踐也受到了後來研究者的充分重視。而出現於上世紀40年代的朱東潤因為其系統的理論研究和大量的傳記文學寫作,在現代傳記文學研究領域也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但在現代傳記文學理論倡導和創作實踐上都別樹一幟的郁達夫相對說來就沒那麽幸運了,已有的論文寥寥無幾,相關著作中有關的論述也有限。①究其原因,郁達夫是以小說、散文和舊體詩詞聞名於世,他的重要建樹使得一般的研究者無暇顧及這些領域之外的傳記文學;而相對於梁啟超、胡適、朱東潤以至郭沫若等豐厚的傳記寫作,郁達夫有限的傳記文學作品也很難引起現代傳記文學研究者的深入關注。實際上,歷史地評判一位作家的關鍵,並不僅僅看他寫下了多少作品,同時也看他比前人多提供了些什麽。就郁達夫有關傳記文學的理論與實踐而言,我認為他的獨特性並未受到深入的、充分的認識,因此他在中國現代傳記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沒得到恰如其分的肯定。



中國的傳記在20世紀20年代初完成了文學意義上的轉型。這期間,胡適對於“傳記文學”的自覺提倡功不可沒,郁達夫在30年代初也寫下了《傳記文學》、《所謂自傳也者》和《什麽是傳記文學?》等文大力提倡,並在理論上提出了與傳統、同時也和時人截然不同的見解。

在1933年的《傳記文學》一文中,郁達夫認為:“中國的傳記文學,自太史公以來,直到現在,盛行著的,總還是列傳式的那一套老花樣……,從沒有看見過一篇活生生地能把人的弱點短處都刻畫出來的傳神文字。”並表示自己所推崇的“千古不朽”的外國傳記文學作品,是“把一人一世的言行思想,性格風度,及其周圍環境,描寫得極微盡致的”英國鮑思威兒Boswell的《約翰生傳》,“以飄逸的筆致,清新的文體,旁敲側擊,來把一個人的一生,極有趣味地敘寫出來的”英國LyttonStrachey的《維多利亞女皇傳》,法國Maurois的《雪萊傳》,《皮貢司非而特公傳》,以及德國的愛米兒•露特唯希,意大利的喬泛尼•巴披尼等等所作的“生龍活虎似”的作品。郁達夫強調,中國缺少的正是“這一種文學的②傳記作家”。[1]兩年後,在《什麽是傳記文學?》一文中郁達夫又進一步提出:“我們現在要求有一種新的解放的傳記文學出現,來代替這刻板的舊式的行傳之類。”他認為:“若要寫新的有文學價值的傳記,我們應當將他外面的起伏事實與內心的變革過程同時抒寫出來,長處短處,公生活與私生活,一顰一笑,一死一生,擇其要者,盡量寫來,才可以見得真,說得象。”郁達夫的論述,充分表明他已意識到,新的傳記文學既要全面地寫人,而且要有文學性。為了文學性他甚至提出:“傳記文學,是一種藝術的作品,要點並不在事實的詳盡記載,如科學之類;也不在示人以好例惡例,而成為道德的教條。”[2]

在上述兩文中,“刻畫”、“傳神文字”、“飄逸的筆致,清新的文體,旁敲側擊”,“極有趣味地敘寫”以及“將他外面的起伏事實與內心的變革過程同時抒寫”等等無不表明郁達夫在提倡傳記文學時的文學自覺,而關於傳記文學的“要點並不在事實的詳盡記載,如科學之類”的主張,更是充分昭示其把傳記文學與史學徹底區別開來的堅定立場。如果把這樣的主張放到整個現代傳記文學的理論提倡中加以考察,人們就不難發現郁達夫的傳記文學主張的獨特之處。

胡適之前,梁啟超也曾對西方的和中國傳統的傳記理論有過專門的介紹和梳理,但他主要還是在歷史寫作的範疇中進行傳記理論研究的。而自覺推進中國傳記的文學轉型的胡適在理論提倡時也很難不用史學的眼光看待現代的傳記文學。如他有時認定,“年譜乃是中國傳記體的一大進化。最好的年譜,……可算是中國最高等的傳記”,[3]但有時又說“其實‘年譜’只是編排材料時的分檔草稿,還不是‘傳記’”。[4]在後來的一次演講中,他甚至把在史學中也只能被看成是傳記資料的墓志、碑記、自序、遊記、日記、信劄等全部列為“中國的傳記文學”。[5]而對於傳記文學的寫作,胡適似乎很強調“可讀而又可信”,但在許多時候,他更強調的則是“替將來的史家留下一點史料”,[6]或“可以用做中國家庭制度的研究資料”,[7]等等。不難看出,胡適提倡之功固不可沒,但他對於傳記文學的內涵與外延,特別是對於傳記文學的文學屬性的把握其實是很含混的。後來對現代傳記文學發展也做過重要貢獻的朱東潤,在現代傳記文學本質屬性的問題上則始終采用雙重的認識,主張“傳記文學是文學,同時也是史”。[8](P12)他認為“中國所需要的傳記文學,看來只是一種有來歷、有證據、不忌繁瑣、不事頌揚的作品”。[8](P6)“因為傳記文學是史,所以在記載方面,應當追求真相,和小說家那一番憑空結構的作風,絕不相同”。[8](P12)可以看出,作為文史學家,朱東潤關於傳記文學的主張,明顯受到了章學誠“史體述而不造”觀念的影響。

實際上,“史學的方法和文學的方法,並非一回事,而且有時很矛盾。史學重事實,文人好渲染;史學重客觀,文人好表現自我”。[9]文學屬性與史學屬性對於寫作者來說,要求也是截然不同的。因此,相對於胡適、朱東潤等在歷史與文學之間搖擺,甚至於用史學的標準衡量傳記文學,郁達夫提倡傳記文學時自覺而鮮明的“文學”立場,才顯得格外引人註目,或格外難能可貴。

另外,也有論者把郁達夫的《日記文學》和《再談日記》等文也作為其現代傳記文學理論提倡的文章,甚至把其日記、書信等也作為傳記文學作品。筆者認為,日記、書信一般只能被看成傳記資料,即使文學性很強,也不能成為傳記文學。郁達夫是提出了“日記文學”概念,但他也只是把日記看成散文的“一種體裁”,“一個文學的重要分支”,[10]並沒把日記文學等同於傳記文學。



在寫《傳記文學》、《什麽是傳記文學?》等文之前十年,郁達夫就已經開始傳記文學的創作。但在一些論者的著述中,郁達夫所寫的關於魯迅、郭沫若、胡適、郁曼陀、黃仲則、托爾斯泰、尼采、道森、查爾、勞倫斯等人的文字無一例外都被當成了“文人傳記”。我認為傳記文學的作品指的應是以歷史或現實中具體的人物為傳主,以紀實為主要表現手段,集中敘述其生平,或相對完整的一段生活歷程的作品,③所以常被一些論者當成“文人傳記”討論的《懷魯迅》、《回憶魯迅》、《志摩在回憶裏》、《記曾孟樸先生》、《光慈的晚年》、《追懷洪雪帆先生》、《屠格涅夫的臨終》等,都只能算是悼挽散文或回憶性散文,而像以評論介紹為主的《盧騷的思想和他的創作》等則屬於評論文章,與傳記文學作品就相去更遠了。真正能體現郁達夫二、三十年代他傳創作特色的,是那些外國作家、詩人或思想家的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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